“试试可以吗?”
“以后再说吧,”父亲说,“等你们接手了这家店。”
我们发誓,等到自己有了发言权,就会做出各种各样最奇特的味道。
晚上我们待在阁楼里,躺在床上,开始憧憬那个美好的未来,简直就是一部和味道有关的科幻小说。
“蜂蜜冰激凌。”弟弟说。
“凝乳加松子。”
“椰子肉桂味。”
“胡萝卜坚果味。”
“到了四月,还可以做芦笋冰激凌!”
“黄瓜冰糕。”
“血冰糕。”
“就跟血肠一样吗?”
“对,只不过是把血灌进冰激凌里。”
后来,弟弟接手了冰激凌店,我却像只罐头里的虾似的满世界游走。弟弟按照我们那天夜里列举的味道,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冰激凌,店里的选择越来越多。父亲那守旧的态度并没能抵挡住冰激凌的诱惑,当一勺冰激凌举到他面前时,他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似的尝了一大口,然后闭着眼睛说:“真是太好吃了。”就跟人们当年尝太爷爷做的冰激凌一样,称赞过后又问:“这到底是什么味道?”
“发霉蓝奶酪加苹果和梨子。”弟弟说。
“真不敢相信。”
有一次,我和几个年轻诗人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最后是我买的单。父亲看了,问:“怎么要你来给那群穷酸孩子买单呢?”
“他们都是诗人。”
父亲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们,说:“要是他们想看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来看看卢卡。”
以前,弟弟一直是我俩之间那个最擅长做冰激凌的。他能在15分钟内分离360个蛋清和蛋白,而我则需要40分钟。然而卢卡从来不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竞争,而是一起做冰激凌,拥有同样的梦想,也同时被对父母的思念侵袭。很快,在鹿特丹的最后一天就来了。
九月初我们得回到村子里去,而冰激凌店会开到十月底。足足两个月,我们寄宿在奶奶家,闻她身上的味道,感受她的手穿过我们的发丝,学习她的坚强。到了冬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四个人围在厨房里的暖炉旁,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叉子在盘子里不停地搅动。
冰激凌商人的归来让整个村子都苏醒过来,就像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一般。不同的是一切都发生得快极了。浅睡了八个月的村子突然打破了宁静,汽车马达轰轰、喇叭震天地开在路上,一扇扇窗户都打开了,一个个脑袋伸了出来,仿佛一场解放者的游行。
比萨店里又坐满了人,面包房里排着长队,人们谈论着各自的收益,还有那些开着新买的奔驰回来的人,一大早肉店老板就忙不过来了。走在街上的不仅仅有老人和小孩,到了晚上人们便来酒吧里打牌,几个小时后又摇摇晃晃地伴着空中熙熙攘攘的星星走回家。虽然喝醉了,还是很幸福,那些在乌特勒支、阿雷姆和马斯特里赫特忙活的日子现在终于得到了释放。星期天,同样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穿着整洁的人,教堂里座无虚席。接着又各自回到家里,桌上摆着香喷喷的炖肉。小杯红酒,窗外的山景,对别的人家的谈论,还有那泛着泡泡的、浓香四溢的、熟悉的咖啡香。
一阵风吹过整个山谷,从山潍拖一直吹到卡多雷。就跟过圣诞节似的,愉快又喧闹,只不过提前了两个月。大伙儿都不用上班,为此他们曾辛勤地工作,放弃了整个夏天。现在身体又恢复了平静,小毛小病也消失了,有的人开始忙着孕育下一代。大多数冰激凌商人的孩子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和卢卡都出生在七八月里。
当然冰激凌的比赛并没有就此中断。哪家的冰激凌味道最好?谁能用酸奶做出最完美的冰激凌?这些通常发生在荷兰,回到山里,仍然有人互相嚷嚷,说他们做的冰激凌味道更好更浓郁。有时嚷着嚷着就吵了起来,最著名的争吵发生在荷兰斯沃勒城里两家冰激凌店的主人之间。
“你的草莓冰激凌吃起来有覆盆子的味道。”其中的一个店主冲着街对面的竞争对手嚷嚷道。
“你的香蕉冰激凌有梨子的味道。”街对面嚷嚷回来。
“你的香草冰激凌和鼻涕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