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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第1页）

毕业后我试着读博，不过更喜欢跟作家、记者和编辑们待在咖啡馆里。在浓烟之间，喝着小酒，聊着天，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家出版社工作。其实这更像是一种邀请，不过在这样的夜晚即将过去时，邀请和提供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模糊起来。邀请我的人个头很小，手里拿着一个球形的酒杯，眼睛小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眯成了一条缝，好像见不了光似的。事实上，那双小眼睛很会笑，它们的主人名叫罗伯特·贝伦德森，一个除了热爱文学，也极其热爱生活的人，尤其是在几杯国王啤酒下肚后，对了，这是他最喜欢的啤酒。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他说，“我在找一个诗歌编辑。”

与其他晚上一样，那天晚上的对话跟书和作家有关。有人谈论起米歇尔的第一部诗集《没错！石头般的裸露》来，就在几天前这本诗集刚刚问世。

有人觉得他的诗太喧闹，简直就是一种吼叫，一个人突然大声嚷嚷起来：“诗里的感叹号太多，我都数不过来了。”

有的呢，则认为诗集很壮观，富有全新的语调。“我还从来没读过这样的作品，”一个给某家报纸写文章的人说，“很轻松，很清新，同时又很深刻。”

“我觉得那不算诗。”另一个人说。

这样的观点每个星期都会出现，也很少有人会去接下茬。有些人对诗歌的期待就跟对自来水的期待一样，清澈最重要。酒吧里的对话总是那么有趣，既能谈论对某个诗人或者某部诗集的不同的看法，还能跟大伙儿聚在一起喝酒。有时候讨论愈演愈烈，还有几次气大了都快吵起来了。每到那时酒保就出来了，说：“出去，都给我出去！到街上打架去。”

在大学里，我跟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研究已经过世的作家，可以找到的文学评论不计其数。我们得说出自己的观点，却感觉受到了约束。现在我们站在滚滚的浓烟和尘嚣之间，几百米之外就住着写诗的人，可以说出别人还没有表达过的观点。

一个年轻的女子参与到对话中来，说：“我喜欢米歇尔诗里的好奇，那是一种不同一般的看待普通事物的方式。”

我感觉到一种冲动，想要说上两句。那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而语言和形式却不是最新的。

“从外部观察事物的视角，”我说，“火星派诗歌不是也有吗？已经是十年以前了。”那是七十年代末英国出现的一个流派，克雷特·雷恩和克里斯托·弗里德是这个流派的先锋。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仿佛一个来自火星的人，看着我们周遭的生活。在家里，一个抓鬼的仪器睡着了，只要拿起来，它就会打鼾。

“终于有个不是忧郁派的诗人下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罗伯特点着头说：“再见啦，怀旧情结！”

这时大伙儿又点了一杯啤酒。

“为火星人干杯。”有人喊。

一年后米歇尔被提名布丁奖，却没有赢得最佳新作奖，奖项被别人揽入怀中，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米歇尔作为诗人起航的梦想。他震动了文学界，至少文学界的一部分都被他的作品打动，那些诗作宛如一颗颗珍珠。对很多人而言，他的作品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年轻的诗人们试着用更多的好奇心去观察周围的世界，有人创新，有人吼叫，有人幻想。就在那个革新动荡的年代，我开始了编辑的职业生涯，所在的出版社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走出咖啡馆，这样的承诺也就差不多烟消云散了。然而当我第二天爬上运河旁边一座庄严的楼房前的小台阶，走进去时，出版商热情接待了我。罗伯特的眼睛看起来更小了。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开始上班。

到了店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我们坐在二楼的饭厅里，弟弟在楼下，为第一批的客人泡咖啡。“我有工作了，”我说，“下个星期就要在一家出版社担任诗歌编辑。”

“那你的博士论文呢？”母亲问。

这个问题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惜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无名诗人的博士论文写下去，于是说：“我想工作，不想让这个机会不翼而飞。”

“他说他想工作。”父亲大声嚷嚷起来，“还说等不及了。要真是这样的话，现在是八月，快拿起勺子，卖冰激凌去，也好让我休息一会儿。”

说完，父亲便站起来，走向通向屋顶的门。屋顶上摆着一个躺椅，父亲那疲惫的身体在躺椅上伸展开来，躺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后来，等父亲退休了，就经常抱怨这儿疼那儿痛。背、腿，还有手，哪儿都疼，小腹和牙齿也疼。他的一生都在跟那些疼痛做斗争，从来没有屈服，不是弯腰、去核、敲打、碾磨、挤压，就是在店里走进走出，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些疼痛。

“他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一直都无法接受。”

我下楼走进店里，弟弟在给一个留着刺猬头的小男孩点冰激凌。柜台前站着一小队人，都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今天上午还挺热的。

我穿上围裙走到卢卡身边，说：“嗨，我来帮忙。”卢卡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