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去了寄宿学校。这就是作为冰激凌商人的孩子的命运。当你还是个婴儿或者小孩子的时候,可以时常跟父母一起去冰激凌店里。可是等长大了,就要留在意大利,去上学了。不过呢,到了漫长的暑假(意大利的暑假有三个月)就可以跟父母去荷兰了。缺点是剩下的时间就得独自待在寄宿学校里,受修女的管教。她们很严格,很传统,教我们看书、阅读、计算。我是个很爱上学的孩子,常常趴在本子上,右手拿着一支笔,舌头从嘴巴里伸出来,卢卡经常模仿我的样子。两年后,卢卡也被送到同一所学校,却无法适应修女的管教,觉得她们太严格了。对了,她们还时常举起手来打我们。
“你不想爸爸妈妈吗?”卢卡每天都问我这个问题。
“有一点。”我试图坚强起来。
“我很想他们。”
“他们得工作。”我说,“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运转。”
“转啊,转啊,转。”卢卡说。正如父亲跟我们说的一样:我们得好好学习,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转动。
卢卡觉得阅读和写作很难,跟我不同的是他完全不能享受其中。他很讨厌看书,修女们一不留神,卢卡就会溜进寄宿学校长长的走廊里。只要被发现,就会遭到年纪最长的修女的一顿打。那个修女的下巴上长个一个疙瘩,疙瘩上还长出了三根毛。不过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据卢卡说,她身上很臭。
“你闻不到吗?”卢卡问我。
我摇了摇头。
“她只要举起手,长袍子就会跟着抬起来,那时一股奇怪的味道就会飘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经常看书的原因,书香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寄宿学校的味道。那些潮湿的旧书的香味好闻极了。我把鼻子贴在纸上,一行一行往下看。也许是因为那些书的存在,我对父母的思念才远不如弟弟。
夜里卢卡经常爬到我的床上来,我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就像一条永远不会断的铁链。我在他耳边轻声给他讲白天读的故事,直到他的呼吸变得平静、均匀。
中学时期我们寄宿在奶奶家。她有着深灰色的头发和因为关节炎而变得弯曲的手指,尽管如此,她依然健壮坚强。她的父亲在乌尔姆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战争时期店被英国人炸了,全家人都躲进了地窖里。“不要害怕,”父亲对女儿们说,“就跟打雷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母亲听了直摇头,好在女儿们都没有哭。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冰激凌机器、冰箱、小船形状的玻璃盘子,然而一家人都存活下来了,从一片废墟里爬了出去。
安玛莉亚奶奶用她那骨头分明、弯曲的手指切洋葱和西红柿,每天都给我们做意大利面吃。她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不过有时候心也很硬,很少让我们给鹿特丹的冰激凌店打电话。我觉得自己应该照顾好卢卡。他做作业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他。有时候我会帮他把算术做好,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去外面玩了。走在街上,卢卡伸出手来,我们便牵着手去学校,奶奶很不喜欢我们牵着手到处跑。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她老公的照片,他在从多比亚科去往科尔蒂·纳丹佩佐的路上遇到了车祸。那是一个冬天,就在即将转弯的地方,他试图去超车,坐在另一辆车里的是一名游客。朋友们给他做了一个十字架,钉在了路边,不过安玛莉亚却从来没去过那个殉难之地。就跟父亲经常跟女儿们说的那样,要走出困境,勇往直前。
暑假来临,我们打算前往鹿特丹,妈妈的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坐火车出发。细细算来,已经四个月没见到父母了。那可是一整个春天,小草渐渐发芽,蒲公英也开了,草地散发出黄色的光晕,太阳照在身上也越来越暖和。这一切发生得快极了,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些天就跟冰冻的十二月一样,简直度日如年。面对即将到来的团聚,我们已经期盼一个月了。
我还记得母亲的眼泪和她那拥抱我们、不愿松开的双臂。
“能让我也抱抱吗?”每年父亲都会问这个问题,接着又说,“我也想抱一会儿。”
父亲把我俩拥入怀里,把他那扎人的面庞贴近我们稚嫩的小脸,不过我们一点也不介意。当我也开始长胡子的时候,事情才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店里帮忙,享受那些漫长的白天。父亲和母亲通常在店堂里,我和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试着去更新配方。
“你尝过芒果冰激凌了吗?”卢卡问,“糖太少了,口感也太硬。”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香草冰激凌吧,”我说,“口感应该可以再顺滑一点,香草的分布也不是很均匀。”
这是在我发掘诗歌之前。正如雪莱诗里写的那样,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只存活着一个想法:冰激凌。
“我们往这里面加些白巧克力,你觉得怎么样?”
“西瓜冰激凌加白巧克力?”
“没错,”弟弟说,“更新版的巧克力冰激凌,跟普通的巧克力冰激凌完全不一样。”
“可别让爸爸听见了。”
我们经常跟父亲建议做一些新口味的冰激凌,比如焦糖香蕉味、肉桂橙子味,还有咸甜味的花生冰激凌。
“我们的顾客不会喜欢的,”父亲一直这么说,“他们只想吃同一个味道的冰激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