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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4）

即使是坟园，也成为宦官占夺土地的目标。如嘉靖时营建悼灵皇后陵，已经度用了乡民尹甫元地六顷。后来守陵内臣郭鉴又再度占用他的地十五顷余，这些地都是尹甫元的产业，而且上面有坟墓百余所。康陵神宫监太监刘杲也奏讨了天寿山空地并九龙池草园。此外，一些宦官还为自己建造的坟、寺观奏讨得“护坟地”、“免粮差地”、“免差地”等等。

还应该指出的是，宦官染指的土地，不论是皇庄还是他们自己侵夺得的庄田，主要都是集中在京师附近，其余亦在北方，这就使北方的土地关系比南方更加复杂化。在一系列奉旨的或不奉旨的侵夺中，深刻地表明了在兼并土地上，皇权也是裹在宦官身上的虎皮，而宦官种种直接、间接掠夺农民的行径，其后果不能不是对小农经济的摧残。

2。　宦官与军屯

不仅官民田地是宦官侵占的对象，即使军队的屯田，也逃不脱宦官魔爪的侵入。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边境屯田就日渐败坏，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宦官对明代军屯所起的破坏作用。

明代军屯规模之大和制度之完善，都超过以往的朝代，已经从单纯的边镇屯田发展到内外屯田。《明史》载：永乐初，“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由于各镇皆有屯田，而且“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说明军屯在朱元璋认为是“兴国之本”的“强兵足食”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宣德以后，军屯渐坏，引起了明廷忧虑，清屯的主张屡有提出，甚至有过局部的或全国性的整顿。如刘瑾，在他擅权的时候，尽管在清丈屯田以前，他对明初屯田的由来，对其中的作用，茫无所知，以致下令“止各边年例银，又不令商输边中盐”，弄得边疆储备更形匮乏，但当他发现西北屯田问题越来越多时，马上就派出官员四出丈量，“以增出地亩甚多及追完积逋者为能，否则罪之”［154］。结果派出的官员为了逢迎刘瑾，乱增田赋数，丈量时甚至五十亩即当一顷，地方官员更计田摊派银两以贿赂刘瑾，这样上下夹攻，“敲扑惨酷，诸戍将卫卒皆愤怨”［155］到了极点，终于引发了野心家安化王朱在宁夏发动的叛乱。叛乱虽然很快就平定了，但屯田的积弊难除，始终无法收拾。

其原因主要是屯田的被欺隐和占夺，以及军士的被役占，而宦官在其中均起了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这从下列两事例表所列举的情况中，可见一斑。

甲、侵占屯田事例表

时间〖〗侵占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宣德四年〖〗武官与镇守内外官〖〗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都司并直隶卫所〖〗多占田地耕种，栽植蔬果，动千百亩，皆无税粮。〖〗《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大明会典》卷三一正统元年〖〗镇守太监王贵〖〗陕西〖〗占种官田百余顷，侵夺军屯水利，私役军卒900名。〖〗《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五〖〗王安、王瑾〖〗甘肃〖〗共占田600余顷。〖〗（同上书）卷三○正统后〖〗内监、军官〖〗〖〗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明史·食货志一·田制》弘治八年〖〗太监、总兵等〖〗甘州〖〗屯田肥饶者多为太监、总兵等官占压。〖〗《明孝宗实录》卷一○一续表时间〖〗侵占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镇守太监傅德、副总兵都督周玉〖〗甘肃〖〗盗种屯田300余顷。〖〗（同上书）卷一○三弘治九年〖〗镇守太监傅德〖〗甘肃〖〗占种军田270余顷。〖〗（同上书）卷一一二正德四年〖〗镇守太监宋彬〖〗甘肃等处〖〗查得庄田112顷。〖〗《明武宗实录》卷五八〖〗分守凉州御马监太监张昭〖〗甘肃等处〖〗33顷。〖〗（同上书）嘉靖元年〖〗分守太监李睿〖〗阳和天城〖〗侵占庄田（疑即屯田），役军耕种。〖〗《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八年〖〗镇守太监白怀、监枪少监张泰〖〗辽东〖〗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250余顷，少者10余顷。〖〗（同上书）卷一○一隆庆元年〖〗勋臣内官镇守总兵〖〗宣府〖〗宣府牧马地、屯田团种等地，往时以勋臣内官为镇守总兵，各佃种数十顷，收租以充公用。后虽奉旨革回，而占田如故。〖〗《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三年〖〗内官及公侯之家〖〗宣府大同〖〗狡猾之徙，（私将屯）田投献内臣及公侯之家，名曰香火功臣等地。〖〗（同上书）卷三四说明：　表列材料主要转引自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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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5）

乙、私役军士事例表

时间〖〗私役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景泰五年〖〗镇守内官弓胜〖〗山西〖〗私役操军广种庄田。〖〗《明臣奏议》三《劾内官弓胜疏》天顺元年〖〗太监〖〗宣府、大同、浙江〖〗广种田地，占役军士，不得操守。〖〗《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七四天顺六年〖〗守备太监马贵〖〗大同〖〗私役军人耕猎。〖〗（同上书）卷三四二续表时间〖〗私役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成化三年〖〗守备怀安等卫奉御田真〖〗怀安等卫〖〗役占军人耕种田地。〖〗《明宪宗实录》卷四一弘治十五年〖〗右少监刘恭〖〗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300余顷（《中官考四》作“300余亩”）。〖〗《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二正德六年〖〗守备内臣〖〗南京〖〗役占营卒，私置庄店。〖〗《明武宗实录》卷七六嘉靖九年〖〗镇守太监杜唐〖〗云南〖〗役占军余。〖〗《明世宗实录》卷一一○

军屯的破坏，使官军俸粮严重亏缺，各边军饷大半由太仓拨银，这样，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朝廷只得默认了军屯向民屯转化的事实。到崇祯时，盗屯损饷之弊已因“相沿已久，难于核实”，于是“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156］了。

军屯的破坏，严重地削弱了明王朝的边防力量。鞑靼以及稍后兴起的后金之所以能对边疆不断骚扰，甚至侵入内地掳掠焚劫，军屯的瓦解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四）　小结

综观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朝皇帝在派出宦官——家奴来监军、镇守、掌管厂卫的同时，也希望借助宦官干预经济，从又一个侧翼来巩固皇权。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明代宦官在经济领域的随意指令，残酷掠夺，使生产力遭受破坏，社会经济凋敝，财政匮乏，并加速了边防的瓦解。特别是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使全国各地百姓和工商业者遭受了一场少有的浩劫，造成民不堪命，“愤怒无处可伸，郁结无时可解”［157］的局势，逼成了遍于全国各地的民变，表明了宦官对经济领域的破坏，已是积重难返，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显然，明王朝在经济领域重用宦官，就如同在其他领域重用宦官一样，到头来都是纵虎噬脐，加速了王朝的崩溃。而且，即使就宦官本身而论，尽管他们曾经横行一时，巧取豪夺，腰缠万贯，但最后在农民军追赃助饷中，亦是被拷掠得体无完肤，家产一空，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1）

明朝宦官对军事的干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二、担任镇守和守备。以第一点危害最大，后果最为严重。

（一）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明朝的军队，主要分三个部分：京兵；卫所兵；边兵。京兵又包含两支军队，一是锦衣等十二卫，负责保卫宫禁，即所谓“天子亲军”。另一支军队是京营，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卫所兵分布在全国各省及政治、军事上要害所在，每卫约有兵五千六百人。边兵，顾名思义是守卫边疆之兵，屯戍各边要塞。

这三部分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京兵中的京营，它不仅直接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类似今天的卫戍区，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被地方视为“天兵”，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三十多万的人马，最多时达百万之众，而且一般说来，装备精良，在这一点上，又类似于今天实力最强的集团军。

终明之世，京营经历过很大的变化。明初的京营指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为明朝初年对外作战的主力部队。但日久弊生，其后，在景泰三年（1452）成立十团营，天顺八年（1464），改建十二团营，正德年间，又改十二团营为东西两官厅，而至嘉靖中叶，重新恢复三大营，设立戎政府。其后，隆庆四年（1570）正月，又诏改戎政，收戎政府印，再分设三大营，各设总兵一人统领。京营的建制变来变去，但军事实力却越来越弱。如果说，明初至正统初，是京营兵的鼎盛时期，那么，“土木之变”则成为京兵由盛至衰的标志，演变至崇祯年间，京营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堪一击。

京营由明初的威风凛凛，武功盖世，蜕变成明末的“兵不足恃”［158］，甚至是“营军皆踉儿戏，人马徒费刍粟，实无用也”［159］，当然有种种原因，但宦官典兵，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尽管宦官典兵并不是明朝的特产，唐、宋时代便有宦官监军的设置，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像明朝这样，用宦官普遍、深入、持久地对军队提督、监察。据《山堂别集·诏令杂考》载，早在龙凤十一年（1365）、十二年（1366），当时只是吴王的朱元璋，已差内使朱明、李顺等前往军中，向大将军徐达等知会重要军令，这是宦官参与军事活动的开始。其后，宦官参与军事活动逐渐增多，而且不限于传递命令，如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即有内监王安坐任监察，三大营皆以内监为提督。所谓“正统中添设提督坐营监枪太监”［160］，更是英宗朱祁镇完成了宦官监军制度化的明证。英宗复辟后，更正式任命大太监曹吉祥总督三大营，由他一人独揽京营的大权。宪宗朱见深即位不久，恢复团营，由太监刘永诚总节制，并在各营派了宦官“监神枪”。计有：奋武营——周中，耀武营——王亨，练武营——唐顺，显武营——林贵奉，敢勇营——张温，果勇营——赵永，效勇营——郑达，鼓勇营——米童，立威营——高廉，伸威营——王璇，扬威营——张，振威营——张绅［161］。成化时，太监汪直得宠，宪宗让他总督团营，十二营仍以宦官分别监枪［162］。每三年由司礼太监一人主持阅兵大典，别的官员即使地位很高，也不能与之平起平坐。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正德皇帝，更加重用宦官。他一上台即命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显武二营。随后，又令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嘉靖时，世宗朱厚吸取了武宗的教训，对宦官专权有所警惕，撤销团营、两官厅，恢复三大营旧制，“罢提督、监枪等内臣”［163］。但是，这种历史局面，并没有能一直维持下去，天启时又恢复了宦官的提督职务。崇祯帝即位后，虽然大刀阔斧地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清算阉党，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1630）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又重用宦官。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都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164］。具体说，崇祯五年（1632）七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十年（1637）正月，以御马太监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十一年（1631）四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杜勋等提督京营。十六（1643）年八月，以司礼太监王承恩督察京营戎政。次年三月，农民军兵临城下，崇祯帝命王承恩提督全城，又召前内监曹化淳分守诸门。结果，明朝很快便灭亡了。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2）

弘治皇帝敕谕御马监太监邓原碑（碑

在福建漳浦县溪东村福寿院旧址。照

片是漳浦县文化馆王文径先生摄。）

宦官的监军统兵，开始于永乐年间，盛行于明中叶，在明末全面推行。正如《明史·职官志一》所概述的那样，“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例如：永乐八年（1410），朱棣派宦官王安、王彦之、三保、脱脱到都督谭青等营，后又将王安派到左都督吴允诚营中。不过，宦官用正式监军的名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正统二年（1437）的事。这年十月，英宗朱祁镇命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阿台朵儿只伯，派太监王贵和兵部尚书王骥“监督之”。四年（1439），派太监吴诚、吉祥监督诸军###麓川宣慰司任发。而正统十四年（1449）明军在土木堡的大惨败，更是太监王振亲自统兵的恶果。崇祯年间的宦官监军，简直是史不绝书。或监视、或监饷、或监制、或督理，名称不一，但都是监督军队，都是军队的太上皇。如：崇祯四年（1631）九月，命太监王坤往宣府、刘大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监视兵饷［165］。同年，太监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166］。崇祯十七年（1644），命司礼监随堂内监高起潜总监关宁、蓟镇中西二协，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等处；乾清宫太监杜勋监视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化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两协［167］。可以说，崇祯年间的宦官与军队，真是如影随形。虽然崇祯八年（1635），一度撤销宦官监军，但次年又很快恢复。当时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在奏疏中说：“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授以大任”［168］。此疏却根本未报。

宦官监军，弊端丛生。已故史家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第三册述及“明季阉人掌军之弊”时，曾指出四点：侵蚀军实，避敌殃民，扼制大将，谎报军功。这是个很好的概括。但还需要补充一点：占役买闲。

侵蚀军实：如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朱由检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统率的诸营中。这些太监“多侵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169］。别的史料也记载：“会朝廷命太监监军，太监多侵军实，临阵则以精兵先遁。”［170］

避敌殃民：弘治十四年（1501）春天，宦官苗逵任监军，与大将军朱晖率兵至宁夏迎战小王子，不仅“畏怯不急赴”，不敢与敌正面作战，还纵兵殃民，致使边民在双重铁蹄的蹂躏下，“死者遍野”［171］。这次战役花去军费一百六十余万两，而不过斩敌首三级，平均以五十多万两才换回一颗区区无名之敌的首级，如此荒唐，在战争史上实在罕见。还是这个苗逵，在武宗即位后，他第二次监军，赴宣府督战，他竟然一箭未放，“徒闭城自守”，造成“边民被虏，破产荡业，哭声震天，僵尸蔽野”［172］。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起潜任总监，结果却是“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太监刘元斌监军南征，不但拥兵不战，班师回山东时，还“焚掠掳污，杀良冒功”［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