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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治世之纲用法治代替心治（第1页）

韩非子反对儒家的“仁爱”学说，主张法治。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自私的，仅仅怀着孔孟所宣扬的“仁”“诚”之心是远远不够的，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他反对心治力倡法治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多次体现。在如今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时代，仍有积极的意义。

管理要轻心治重法治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韩非子·用人》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

从古到今，治国管人是用人治还是用法治，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管理理论中，儒家和法家的理论影响是很深刻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法治”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与儒家进行论争的焦点。法家是继墨家之后反对儒家最有力的一个学派。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孟子·滕文公上》

法家与儒家在政治法律思想上的对立主要就表现为“法治”与“礼治”、“德治”、“人治”的对立。法家的“法治”要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同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礼治”是对立的。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同“以德服人”的“德治”是对立的。法家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把“人治”说成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

君子者治之原也。

——《荀子·君道》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是同功而殊赏，同罪而殊罚也，怨之所由生也。

——《慎子·君人》

事实上，儒家重人治，也不忽视法治；法家重法治，也不轻人治。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两种方法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但人治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我国的封建社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人治”与“法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应该有所偏重。秦始皇制定的法都是顺着他的意志的，秦始皇超越任何“法”，“独断”一切，表面有“法”，但无法制可言。秦始皇习惯“任心而行”，秦朝中央百官处理政务只有看他的脸色行事，倚“上”不倚“法”。秦朝虽有对地方官吏的法律约束，但这些条件都概括力不强，因此很多律外情况只得让地方官吏另行决断，导致官吏们不同程度地进行人治。秦还将法推向了一个极端，动辄严刑峻法，赭衣塞路，终于使不甘受专制高压统治的人们揭竿而起，秦只存在了数十年就被推翻了。秦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专横，独行。表面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实际上是纯粹的“人治”，是暴政。他的偏重偏向了极端。

唐朝是一个强盛的朝代。以李渊为首的关陇贵族官僚集团，在农民大起义中起兵反隋，唐初君臣都亲身经历了隋朝由盛到衰直至灭亡的全过程，他们认识到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因此，“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先存百姓”的思想指导下，唐朝初期的统治者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为此实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并据此确定了法制的指导思想。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唐太宗

在这时代中，统治国家最主要的是人治，唐太宗在统治的同时还主张法令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立法时要慎重，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能轻易改变和废止。唐太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还是偏向于“人治”，但他依循“法治”，顺应民心，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也就取得了“贞观之治”的伟大篇章。

人治依靠的主要是个人，但个人又有能力水平、道德素质、思想意识形态等密不可分，所以在现实条件下单靠人治来管理维持社会秩序是有很大不足的。从历史上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彻底实施人治的程度。

法治也有其不足之处，很多法因为缺少了很多可执行性，人治的色彩还相当浓厚。与法相并存的是权力。因为没有把人的很多劣根性的东西考虑进来，执行难，监督难，难免会出现权力的真空，难免出现交易，难免出现腐败问题。根据我国的现有情况，管理不能指望靠人的自觉性去维持法律的严肃性。所以，我们当务之急需要进行的是不遗余力的加强法制建设，用人治辅助法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主张法治而反对人治，非常重视法治的作用，是西方最早崇尚法治的人。亚里斯多德的法治理论，不仅启发和推动了西方法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倡导了一种法律至高无上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这些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火花。

管理需要依靠一种客观的标准，而不能依靠主观的判断。所以，很多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制度和规章来来依法治企，取得很好的效果，受益非浅。像著名的华为公司，管理理念中的“任职资格及虚拟利润法是推进公司合理评价干部的有序、有效的制度”、“规范化管理本身已包含监控，它的目的是有效、快速的服务业务的需要”和“模板化是所有员工快速管理进步的法宝”等，体现的就是一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诉求，而在这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下，华为正阔步向前迈进。

以道为原则，以法为根本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

——《韩非子·邪饰》

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道，不能传给人。道和法是万全的，智能多有偏失。

管理不能依靠人的智慧，应该依赖法的约束。因为人的智慧有高低，情感有好恶，做事有私心，是主观的，容易随心所欲，任意妄为；法如镜子、衡器，是客观公正的，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统一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因此，韩非子主张：治国必须任法，而不可任智。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道法兼治，才是治国的万全之策。

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亡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

——《韩非子·邪饰》

韩非子反对以“智能”治国，因为“智能多失”，是“不可传于人”的“单道”，是行不通的的办法。任智，放弃了法律的规范作用，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智能，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脚。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这是惑乱之道，君主也劳而无功。任法，以法为本，臣子就会把法律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国家就能治理好，君主就会省力而有功。

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

——《韩非子·邪饰》

道是法的思想基础，法是道的政治体现。道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有着非常突出重要地位。道和法同为推行法治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实行法治，不仅要“以法为本“，依靠法律，还有”以道为常”，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