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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2页）

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他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3．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

该文解释了郑成功攻台时机的选择。清廷顺治皇帝驾崩，太子即康熙皇帝登基，郑成功方大喜，清廷处于大丧期间而且达素新败，清廷根本无暇南顾，郑成功可以乘机攻取台湾，作为根据地，然后作北征清廷的打算。这一点，虽未直接点出顺治死因新说，但“达素新败”、“伪朝（清朝）大丧”也给支持新说者，提供了佐证。

但是《清史稿》列传卷二十九记载，达素指挥进攻厦门郑军失利后回京，仍照旧供职到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败，因达素为鳌拜所引用，才被罢官。

再者为何《清史稿》、《福建通志》《鹭江志》等资料对此事没有记载？

延平王就是郑成功。《延平王起义实录》是由郑成功九世孙郑叔成手抄于1912年。记载了南明隆武（1645年，清顺治2年）至郑克土爽降清（1683年，清康熙22年），前后62年郑氏集团的历史。

据泉州郑成功学术研究会副会长郑炳山考证，《延平王起义实录》中明永历三年至十六年（1649年－1662年）的材料抄自杨英的《从征实录》（又称《先王实录》），这是手抄本的主要部分。

杨英是郑成功的手下，这就让他的记载可信度大打折扣。

现在看来顺治之死还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迷。其实不论是出家说，死于天花说，还是炮轰说，都承载着太多的政治意味。如果历史不能穿越和重现，那就各按自己的心去读历史吧！

董鄂妃是否为秦淮名妓之谜

在清初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疑案，长期以来不仅是史家研究的热点，也是文学界、艺术界关注、演绎的重要题材。而在众多疑团中，受到顺治帝万般宠爱的董鄂妃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于她是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传说，更使她渲染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董小宛（1624-1651年），名白，号青莲，金陵人（今江苏南京），歌妓，“秦淮八艳”之一，名隶南京教坊司乐籍。

王梦阮、沈瓶庵所著《红楼梦索隐》一文认为，顺治的皇贵妃董鄂氏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冒襄（字辟疆，号巢民）之妾、秦淮名妓董小宛。她是在豫亲王多铎率清兵南下江南时，被生掠至京，后来由顺治纳入宫中，享有专房之宠。对此，清史专家孟森专门进行了考证，并作了《董小宛考》一文进行辨伪。

孟文中指出：“董小宛死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日，享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戍时，世祖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世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人宫邀宠之理乎？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坟基俱在，越数年，陈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诗。迄今读清初诸家诗文集，于小宛之死，见而鞔之者有吴茵次，闻而唁之者有龚芝麓，为耳目所及焉。”

该文从诸多方面说明了董小宛根本不可能入宫而成为董鄂妃，尤其是二人的年龄相差太远，一个14岁的皇帝把一个长自己一倍的28岁的有夫之妇“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听起来就令人匪夷所思。仅此一点，就可攻破董鄂妃即董小宛一说的立论依据。

此外，通过冒襄自撰《影梅庵忆语》的佐证，以及当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陈维崧等人的诗文，都可以证明董小宛死后葬于影梅庵，所以冒襄才写有《影梅庵忆语》抒发心中悲恸之情。被掠之事，只是好事者的牵强附会而已。我们联系《影梅庵忆语》和有关史料来考察，可以得出董小宛与董鄂妃二人之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首先，从董小宛的生平经历来看，她嫁于冒辟疆为妾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末，当时她19岁，冒辟疆32岁，而此时清世祖才是个四五岁的孩子。直到董小宛28岁因病去世前，她始终与冒辟疆不离不弃，《影梅庵忆语》就是二人九年间弥笃爱情的见证。尤其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至六年（1649年）间，冒辟疆大病数次，他说“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坚以不死也”。“余病常失性，时发暴怒，垢谇之至，色不少忤，越五年如一日”。

从这些记载可知，这五年间董小宛在冒辟疆身边照料，又怎么可能如《红楼梦索隐》所说“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呢？

再说，董小宛死后十年之久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24岁的世祖才崩殂，一个14岁的小孩子如何纳小宛于宫中呢？

其次，从豫亲王多铎的挥师南下的经历来看，他根本不可能见到董小宛。多铎下江南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五月破扬州城，六月入浙，十月班师回京，这在清史上有很明确的记载，当时顺治亲率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到南苑迎接。自此之后直到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多铎36岁因天花病死，再未去过江南。

多铎下江南的顺治二年（1646年），据《影梅庵忆语》记载，这年五月冒辟疆先因避乱奉父移家浙江盐官，后依靠盐官陈梁家，并在其所栖居，此时董小宛就在冒辟疆身边。《忆语》中细致地描述了当时冒董二人的生活：“乙酉客盐官，尝向诸友借书读之。凡有奇癖，命姬手抄。姬于事涉闺阁者，则另录一（帙）。归来与姬遍搜诸书，续成之，名日《妆奁集》”。九月冒辟疆得病，至次年春天才逐渐痊愈；冬至后“冒阻渡江，犹不敢竞归家园，暂栖海陵”。从冬到春大致一百五十多天时间，病才稍痊。在这一百五十日中，小宛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靡”。可见这一期间，董小宛侍奉汤药，从未离开过冒襄，她又怎么可能被早已回京的豫亲王多铎生掠而去呢？退一步说，即使这年她被多铎掳去，而此年顺治还只是个7岁的小孩子，又怎么可能把一个22岁的董小宛“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呢？既然董小宛未曾进宫，那么明见于史，且与顺治帝闹过轰轰烈烈的爱情的董鄂妃又是谁呢？

据《清史稿·后妃传》和《清史稿·世祖本纪》载：董鄂妃系内大臣兼一等子爵鄂硕之女，在尚未正式入宫中时，便被顺治赞为“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壹仪”。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入宫，其年18岁，次年十二月册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中宫。

为此，顺治颁给贵妃的父母许多赏赐：有金一百六十两、银八千两、金茶筒一个、银茶筒一个、银盆一个、缎八百匹、布一千六百匹、马十六匹、鞍十六副、甲胄六副。比起聘顺治朝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姐妹时的礼物来，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一子，排行第四，顺治爱屋及乌，视如珍宝，可惜未及四月，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夭折而去，尚未命名。董鄂妃失去爱子后颇为悲伤。顺治帝也痛切于心，伤感非常。

为了安慰董妃，纪念皇儿，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顺治颁谕追封这个无名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因病死去，享年22岁，这使得顺治痛彻心扉。当日，宫中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齐集景运门外哭灵，辍朝五日。次日，顺治宣谕礼部，追封皇贵妃董鄂氏为皇后，谥号是“孝献庄和呈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正如孟森所言，“世祖之于董鄂，事虽过中，不失为英主钟情佳话，弥可存也”。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在其《回忆录》中曾有生动地记述：“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需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焚烧”。

由上可知，王梦阮、沈瓶庵提出的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之说完全是道听途说、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但是三百多年来人言人殊，聚讼纷纭，遂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事实上，疑案不疑，如果把各种分散的史料加以系统地整理、分析，这个历史疑团就会露出它的真面目。

张献忠宝藏下落之谜

很久以来，成都民间就流传着一首民谣：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

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这首民谣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

清初顺治三年（1646年），在清军围攻下，大西国领袖张献忠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携带千船金银，顺水南下。船队刚刚驶入成都70公里外的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突然前面杀声震天，原来是川西官僚杨展的地主武装在将军山设下埋伏。一条条熊熊燃烧的火船顺风飞驰而来，义军船队迅速着火。张献忠在贴身亲兵的护卫下，逃回成都，绝大部分金银珠宝随船队沉落在江中……这就是“千船沉银”的传说。

也有人说，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

于是，围绕藏宝之谜，就有许多传说和猜想。有说财宝埋在锦江河底的，也有说宝藏随船沉入岷江的，也有认为张献忠的财宝埋在青城山的，等等。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成都还掀起过寻宝热。

其实，寻找张献忠宝藏已是很久远的事了。自从大西国灭亡以后，民间就有人开始寻宝，可是，300多年过去了，多少人空怀“买尽成都府”的梦想，却最后都美梦成空。

清王朝也曾两次派人去挖掘这笔宝藏。第一次是在道光年间，清政府曾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出藏宝的确切地点，最后是无功而返。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时期，此时清政府的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不得不旧事重提，以解燃眉之急，但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