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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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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

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

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　《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

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

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

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

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

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

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

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

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

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

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

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

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　《临时约法》，绝而复苏，

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

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

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

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

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

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繁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

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

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他这种爱国忧民

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

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

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厓山患

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

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

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