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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重农主义（第2页）

魁奈一生的经济著作不多，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农民论》（1757）、《谷物论》（1757），后来他又写了《人类论》和《赋税论》，这两篇文章在魁奈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1758年魁奈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弟子米拉波在魁奈的墓前把这个《经济表》视为自有人类以来，包括文字和货币在内的三大发明之一。

魁奈的经济著作

魁奈在《谷物论》中开始使用了“纯产品”这个名词，在《谷物论》后面还附有十四条的《经济管理的原则》是后来的《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的雏型。该《原则》和《租地农场主论》及《谷物论》一起，已经为著名的《经济表》准备好了必要的基础理论。其中《人口论》和《赋税论》两篇论文的手稿，后被相继发现而发表在一九○八年的《经济社会思想史评论》上。

“纯产品”是劳动创造的——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关键概念

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出现于重商主义时代结束时期的法国，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756年，魁奈在《大百科全书》中第一篇经济学论文的发表。结束于1776年，标志是杜尔阁失去在法国政府的高官职位。

重农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其先驱者的思想，吸收了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创立了重农主义理论体系。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他首先创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农主义经济理论。由于魁奈的影响，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他们自称为经济学家，定期举行集会、写文章、办杂志、宣传和解释魁奈的学说，于是形成了一个学派。1767年，重农主义者杜邦在出版魁奈的著作时，以“重农主义”为书名，因此后来便称他们这个学派为“重农学派”。以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又称他们为“重农主义者”，重农学派由此得名。

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杜尔哥，他从来不参加重农学派的活动，并不承认自己是重农学派的成员，但实际上，他的经济观点与魁奈是一脉相通的。在魁奈之后，重农主义的学说主要是由杜尔哥作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学说在杜尔哥那里得到了最高的发展。

自然秩序

重农学派在吸收了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然秩序”的观点的基础上，对“自然秩序”又作了新的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自然秩序”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他们看来，这个“自然秩序”先是由上帝创造的，然后才独立地发展，例如，重农主义者杜邦在解释“自然秩序”时，就认为“自然秩序”只是上帝自己给予宇宙的物理构造。利维埃也把“自然秩序”看作是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安排的秩序，按照重农学派的说法，人类的幸福就是寄托在“自然秩序”之上的。如果人们不遵循它，违反了“自然秩序”，就会使社会蒙受损失。实际上他们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秩序”。他们认为与“自然秩序”相对立的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为秩序”，魁奈把它称为“积极的秩序”。他们认为，“积极的秩序”就是随着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而变动的人类社会实际存在的状态，具体表现就是各种经济政治制度和法令规章。如果人类认识到“自然秩序”，并使“积极的秩序”始终不断地适应“自然秩序”的需要，即根据“自然秩序”的准则来判定“积极的秩序”，如组织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等等，那么这个社会便处于健康的状态，人类便能享受到最大的幸福。反之，如果违反了“自然秩序”，社会便会陷入疾病状态，这时就需要强而有力的人物出现，使社会恢复到“自然秩序”。魁奈认为，这种强有力的人物是“开明君主”，他最能体现“自然秩序”，他就像社会的教师和医生一样，当社会处于健康状态时，他就把“自然秩序”的概念灌输到人民的意识中去；而当社会处于疾病状态时，他就进行医治，使社会回到“自然秩序”上来。

杜尔哥的经济理论同其他重农主义者比较，更少带有封建主义的外观，也就是说，在杜尔哥那里，重农学派作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特征有了更加鲜明的表现。马克思曾写道：“在杜尔哥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经典理论

社会阶级结构理论

杜尔哥在魁奈的社会阶级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又作了重要补充，把生产阶级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把不生产阶级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这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实际情况，而且他还比较正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认为雇佣工人只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时才出现的。

杜尔哥还对什么是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他认为所谓资本家阶级就是企业家、制造业主、雇主阶层，他们都是大量资本的所有者，依靠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通过垫支而赚取利润。所谓雇佣工人阶级就是只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

工资和利润理论

杜尔哥把工资、利润、利息、地租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基本收入。他提出了当时最好的工资理论，认为工人的工资只限于维持他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魁奈虽指出了工资决定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但没有说明工资为什么必然等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杜尔哥弥补了魁奈的缺陷，他从自由竞争原则出发，认为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工人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工资而受雇于人，因此，工资必然等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

在谈到决定工资高低的因素时，杜尔哥认为，工人出卖他的劳动时，价格的高低不能完全由他本人决定，而是同购买他的劳动的人双方协议的结果。他说，由于资本家在购买劳动时，有大量的工人可以挑选，这样，资本家当然可以优先选用那些讨价最低的工人，因此，在彼此竞争的局面下，工人们不得不降低这一价格。

对纯产品学说的发展

杜尔哥把“自然的恩赐”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农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认为“纯产品”是土地对农民劳动的赐予，是农民劳动利用了特殊的自然生产力的结果，土地如果离开了劳动便不能生产任何东西。他认识到“纯产品”转化为地租被土地所有者占有是土地私有权的结果，比魁奈更进一步说明了地租的本质和根源。

利润与价值论

杜尔哥第一个研究了“利润”，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既然资本促进了纯产品的增加就应分享一份。他提出利润是出自纯产品的收入，是节约工资的结果。他由地租引出利息，由利息引出利润。认为出租土地可以取得地租，借出货币可以得到利息，投资开办企业就应得到利润。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惟一典型的生产劳动。土地是一切财富首要的、惟一的来源。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前者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后者是对佃农征收的税、对企业利润征收的税、对销售或消费商品征收的税三种。认为除了对土地纯收入征税外，所有赋税都应废除。

杜尔哥认为，资本有五种用途：（1）购买土地；（2）租地经营农业；（3）搞工业；（4）经营商业；（5）放债。同一资本投入不同的部门，得到的收人不同，购买土地出租得到地租，租地经营农业，搞工业或经营商业得到利润，放债得到利息。三种收入的数量也不相等：地租收入既不需要照料，也没有风险，为最少；利息收入需要承担一定风险，为次之；利润收入既要承担一定风险，又要付出经营管理的“劳动”，为最多。他的这种对资本的使用和收入的划分，是有一定意义的。他指出了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都可以通过垫支资本而得到利润收入，这比魁奈只把资本局限在农业部门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不了解这些收入的本质，这些收入的真正唯一源泉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商品的价值，同时，他的推理也是不正确的，他从地租引出利息，从利息又引出利润。

杜尔哥的经济学说发展了重农主义，使重农主义更少带有封建主义外观，这是一个进步。对此，马克思作了评价，指出：“特别是在杜尔哥那里，这个外观完全消失了，重农主义体系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了。”

大师小传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Jurgot，1727—1781）是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巴黎一个旧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做过州长，他的父亲在司法界担任过高级官职，并曾担任过巴黎市的高级职务。杜尔哥早期在路易学院和布勒西分院上学，后因是家庭最小的儿子，按教规要从事教会工作，遂转入圣沙尔比斯神学院研究神学。1747年，20岁的杜尔哥获得神学学士，第二年进索尔滂恩修道院当院士，不久又被选为修道院名誉副院长。1751年他改行从事司法和行政工作，后被任命为代理检察长，1752年年底，任巴黎市议会议员，1753年任衡平法院裁判长。1761年，杜尔哥任一个州的州长，任职期间，他结识了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并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间他还在巴黎结识了当时久负盛名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

杜尔哥与重农学派成员有一定联系，但并未参加其派系活动。他在任职时期推行重农主义政策，因受贵族反对而被取消。他给两个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写的询问问题的分析性引言形成《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文，把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他在魁奈所划分的三个阶级（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地主阶级）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出资本家和工人，并初步表述了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历史过程。他把纯产品看作是自然界对劳动者的劳动的赐予，实际上认识到地主阶级占有纯产品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他还明确提出资本的概念。他基本上抛弃了重农学派的封建主义外观，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纲领。马克思称他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试图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

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即位，杜尔哥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一个月后调任财政大臣，在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于他的改革侵犯了封建贵族的利益，遭到封建贵族的反对。1776年5月，路易十六接受皇室贵族官僚的劝告，下令解除了杜尔哥的财政大臣的职务，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他隐居市郊，致力于写作，终因不得志而饮恨逝世，年仅54岁。

杜尔哥的主要经济著作是1766年写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据说这本以问答形式写作的经济著作是1766年·（清王朝乾隆年间）为两位即将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而写的。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者，特别是重农学派，公认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理想国家。魁奈在其《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就把中国视为“一切国家的范例”。杜尔哥希望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能不断地为他们的法国朋友提供中国的信息。为此他向留学生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了帮助中国青年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他特地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本书。此外，杜尔哥还发表过《关于商业的重要问题》（1755）和《市集与市场》（1756）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