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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旷达之忍（第2页）

苏东坡才高愈旷达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仅是文化伟人，还是著名正直的官吏，他们耿耿正直，他们的文化贡献与人格交相辉映，在这些人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宋朝的苏轼。他-生纯白，绝无心机。

吟诗作对、科场得意说明不了苏东坡之忍，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也说明不了苏东坡之忍，唯有政治上的失意，新、旧两党的排挤才能说明苏东坡是旷达之忍。

出入头地居中不偏

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中，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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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苏轼一生纯白，绝无心机，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谁当权他就“反对”谁，整个政治生涯几乎就是在流放与贬谪中度过的。他经历无数次的磨难，最终病逝于从海南岛北归的途中。

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

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30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

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在历任了风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

这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在朝廷之上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悖等人都被提拔上来。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这帮小人的谄害。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岀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陷入党争被贬杭州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

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

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

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同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題，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

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

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立刻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肩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

苏轼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

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

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乌台诗案险丧命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的新党内部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r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