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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沈公榕眺望大海一百五十年（第2页）

洋为中用，落地生根，开放接纳促变革

沈葆桢栽榕时，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洋务事业如这榕树一样，枝垂气根，根又生树，蔚然成林。

榕树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树形特别庞大。它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可以从枝上垂下细如毛发的丝绦，密密麻麻如簾如幕。当这细丝飘在空中时有如一团乱麻，随风来去，看不出有什么用途。但是，它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只要柔软的须尖一接到地面，就见土生根，再难撼动，根又成树，树又吐根，就这样连绵不断地延展开去，一树成林。国内最大的榕树家族有梁启超的家乡——广东兴会县的“小鸟天堂”，一树成林占地六亩。我见过海南岛昌江县的一棵榕树成林，占地竟达九亩。福建是盛产榕树的地方，福州就简称榕城。马尾建厂之时，沈葆桢带头植榕，一时闽江口内外郁郁葱葱，蔚为壮观。每当沈葆桢坐在船政衙门大堂上办公，看着窗外日渐繁茂、已覆盖了山脚海滩的榕树林时，特别是那些气根落地又生出的第二代、第三代榕树时，心里就有了一些宽慰。

办厂之初，最缺的是人才。中国从汉到清独尊儒学，以文章选人立国。好的一面是礼义廉耻，修炼人的品德；琴棋书画，修养人的心性。不好的一面是重文、轻工、轻商，更不研究自然之理。在唯心和自我陶醉中生活，个人自我感觉顶天立地，国家自封为天朝，闭关锁国。一八六六年左宗棠上书办船厂，其时上朔两百年，即一六六六年，牛顿已经发现万有引力，而中国却还没有物理学这个词；上朔一百年，一七六五年瓦特已发明了蒸汽机，而中国的主要动力还是人力、畜力。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只有文科，没有工科。知识体系里只有经、史、子、集，没有自然科学知识。明代刘伯温有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里只有礼义廉耻，而没有物理化学。“安于拙、傲以无”，盲人骑瞎马，在用人类的一半知识来治国，这怎么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在这种教育和选官体制中，左宗棠屡试不第，他就愤而不再应试，在家里自学农桑、水利、地理等有用之学。沈葆桢倒是按科举制度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走入仕途。但是他一与西方人打交道，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文盲。他痛感一个国家的落后是文化落后，人才落后。现在要造船，牵一发而动全身、动全国，动了老祖宗，首先动到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千百年来科举制培养的秀才、举人、进士，一个也用不上。他们决定边办船厂，边办学校。从西方引进造船业像栽下了一棵大榕树，但这树如果只有树干，而没有“气根”，永远只是一棵树，不能繁衍，不能成林。左宗棠上书说，花上几百万两银子，只造出十几条船，这不是目的。最终是要培养出自己的人才，能造船，会开船。他请办一座“求是堂艺局”，他要让洋人给他下仔。一听这个学校的名字就很有意思，既不是传统的“书院”，也不是后来叫的“学堂”“大学”。而取名“局”，在“局”中求自然之“是”（规律），学习具体的技艺。“艺”是从传统的六艺而来，中国还没有“技术”这个词汇。它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教育机构的进化过程，就像一条进化中的美人鱼，已有人头，却还留着鱼身。

沈葆桢决心要在洋务这棵大榕树上多生下一点气根，接入中国的土壤，完成由洋到土的转化。船厂一开办，他就同时办了两所学堂——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用法文授课，教造船，培养技工；后学堂用英文授课，教驾船，培养海员。沈亲自出题，招考最优秀的学生。学校实行最严格的“宽进严出”制度。每两个月考试一次，依考分划为三等。一等赏银十元。如三次一等，另赏衣料，三次三等则除名。开办之初共收生三百余人，只有一多半的人读到了毕业。现在看当时的办学章程，实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打下的第一根界桩，兹录如下：

求是堂艺局章程

第一条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下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第二条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

第三条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第四条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

第五条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下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第六条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

第七条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惟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

第八条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薪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沈葆桢是为了造船才同时培养人才的，无意中他成了中国工科教育和职业教育第一人。中国的第一所工业专科学校，也是中国的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诞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块历史的里程碑。

过去儒家教育强调义理一面，遇强敌入侵幻想“忠信为甲胄”，这种唯心论有如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魔咒，结果无论疆土还是肉体都被洋炮炸得粉碎，可见唯心论是因为不了解自然科学。沈开办船政学堂之初，中国的孩子还没有一点科学基础。他只能选品德好、性聪明的少年重新打造。他先以儒家观点考其品学，为首期考生出的题目是“大孝终生慕父母”，考得第一名的是后来的大思想家严复。但学生一入学，就再不要这块敲门砖，金蝉脱壳，甩掉“之乎者也”，立即钻进科技书堆中。沈自己也恶补科学。学堂开的课有代数、几何、物理、微积分、机械，还有船体和蒸汽机制造两门实习课。他又选十五岁至十八岁，力大、聪明的孩子办了一个“艺徒班”，这是中国最早的技工学校。他又发现，只跟着师傅照葫芦画瓢学造船还不行，还要能自己画图设计，于是又开设了“绘事院”，这又是中国最早的工业设计院。总之，沈葆桢借船政，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出了近代教育，催生了近代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人才，牵动了历史，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中国的文化人大致有五个阶段。一是古代传统文化人物，读经书，过科举，守儒教；二是近代文化人物，虽出身科举，但开始吸收西学，从张之洞到梁启超；三是现代文化人物，上过私塾，但已废科举，后又上了西式新学堂，如鲁迅、胡适；四是有旧学底子，后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陈独秀、毛泽东；五是当代文化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改革开放后又再次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文化传承的链条中，船政学校正当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过渡，是第一类文化人向第二类文化人的桥梁，是一次文化大变革。它培养的人才，填补了从旧式经学到新式实用科技的空缺。而且他们在接触西方科技的同时，又必然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于是这批人又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他们中间出了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翻译《茶花女》的林纾，修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而船校几乎培养了中国海军的全部骨干。

一八七一年，三十余名船校学生，驾船进行了第一次航海训练。南至新加坡，北至辽东湾，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次远航。而在二十多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中方参战的十二艘舰的舰长（管带）十四人，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其中四人阵亡，三人战败后愤而自杀。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说，这是“一校一级之生而对一国”之大战。辛亥革命后，大总统孙中山即到马尾视察，他说：“到马江船政局，乃知从前缔造之艰，经营之善，成船之多，足为海军之根基。”民国时期的海军军官，绝大多数都是马尾船校出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张爱萍受命初创海军，他一个一个上门拜访的海军宿将，还是马尾旧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接见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时说：“一八六六年马尾船政学堂开办起来，中国算是有了近代海军、现代海军。”民国海军部长萨镇冰活了九十五岁，见证了三个时代的海军事业。

在马尾闽江口，沈葆桢亲手栽下的这棵巨榕，绵延海疆八千里，荫蔽华夏百余年。要论其大，远超兴会和海南的大榕。沈公榕的生命力极强，我们在老厂区采访时，随便在办公楼的走廊上、窗户下，都能看到墙缝里钻出的榕树苗。而院子里，更是大榕蔽日。福州身为榕城以榕树为骄傲，现从马江口到罗星塔顶，建成了一座大型榕树公园。满山的榕树攀山附石，层层叠叠，绿云压城。气根从天而降，密如天幕，有的竟穿透石块，石上生根，直如弦，挺如柱，它们都是沈公榕的后代。而路旁、草地上的树下，因地取势，遍立了严复、詹天佑、林纾、邓世昌等几十个船政人物的雕像，他们都是沈葆桢的学生。都或坐或立，仰望大海，还在关心着中国的海疆，中国的命运。

最遗憾，未能狠揍日人一棒，历史遂成糜烂之局一百年

正当沈葆桢全力以赴造船强军，希冀为病弱的大清帝国快快生肌长肉、补气壮骨之时，列强也加快了对中国的挑衅蚕食。

与马尾一水之隔的台湾，历经荷兰人侵占、郑成功复，后又回归祖国。岛上只有薄弱的清兵守备，管理松散。日本早就对台湾垂涎三尺，日本是一个岛国，其传统文化中的海盗基因、扩张本性难改。无时不在寻机挑衅，总想咬邻居一口。

一八七一年冬，时属中国藩国的琉球派六十九人往广东中山府纳贡，返途遇风暴漂至台湾，淹死三人，余六十六人误入当地高山族的一支“牡丹社”住地。时高山族还未开化，有杀人取头之习，多者愈受尊敬，推为酋长。又有五十四人被追杀，余十二人被知县保护，送至省城福州。修养一段时间后，送回琉球。此事与日本毫无干系，一八七三年日派员到华交换通商条约，借机质询两年前的杀人之事。中方答：“台、琉二岛皆属我土。杀人之事，裁决在我，与贵国何干？”但日人已铁心要侵台，继续在做文章。一八七四年三月，日照会清政府：“前年冬，我国人漂流其地，被杀戮者数十名，我政府将出师问罪。”这种强找借口，占你一地，甚至灭你一国，向来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像一条狼对一只羊说：“你的邻居吃了我窝边的一棵草，所以我要吃掉你。”即使没有借口，它也可以随便制造一个。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就是日军假说他在训练中走失一个士兵，要强入宛平城寻人，接着就开枪开炮，占北京，占华北。

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判断清政府不敢抵抗，正式宣布组织远征军侵台。五月十七日日军三千五百人在台湾南部登陆。清政府反应迟钝，到五月底才连忙下旨：“沈葆桢著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接任后提出，一边办外交，以理屈敌；一边“储利器”积极战备。要求速购两艘铁甲舰，并召回马尾船厂经年所造的，已在天津、山东、浙江、广东等沿海服役的各舰备用。又建议速铺厦门到台湾的海底电缆，以通军情。他摆出决战之势，以震慑日本之野心。随后沈于六月十九日到达台湾，坐镇指挥。而这时日军已控制了台南的地盘。所到之处一如后来侵华时的三光政策，到处奸淫烧杀。日人之本性原本如此，国策以侵略为本，治军以兽性为纲，育人用武士道精神。我高山族同胞一面以原始刀矛奋起抵抗，一面请求沈葆桢保护，愿协同官军一致抗日。

沈一面备战，一面抚民、修路、练兵。“结民心，通番情，审地利”“全台屹著长城”。他始终以软硬两手对敌，先派人谈判，以理屈兵。他在照会中说：“琉球虽弱，亦俨然一国，尽可自鸣不平”，“即贵国专意恤怜，亦可照会总理衙门商办”为何要出兵？再说，当时只“牡丹社”一社杀人，而今天日军报复，却在整个台湾南部杀人掠土，波及无辜。严正声明“无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与人”，并指出你军后勤补给已出现困难，粮运已为我控制，就不想想后路？“本大臣心有所危，何敢不开诚布公，以效愚者之一得”，我真替你捏一把汗呀。这义正词严，软中带硬的照会，使敌一时不敢妄动。

他深知日本人是在讹诈，一再吁请朝廷切不可退让。他说：“倭奴虽有悔心，然窥我军械之不精，营头之不厚，贪贽之心，积久难消。退后不甘，因求贴费，贴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不可开之端，且有不可胜穷之弊。非益严儆备，断难望转圜。”

他积极调兵，又请日意格雇来洋匠在台湾安平修筑了巨大炮台，基隆、澎湖等地也加筑炮台。马尾船厂这几年建造的“扬武”“飞云”“万年清”等十多艘兵舰全部调来台海。又请日意格出面租借外轮，从大陆运来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陆军——淮军，清军渐成绝对优势。而这时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师老兵疲，士兵思乡厌战。到七月疾病开始流行，每天运来之兵不抵送回之病号。侵台高峰时士兵、民夫四千六百人，病死者达五百六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日方愈加不利。沈又托日意格物色到一艘丹麦铁甲船，并交了定金，清军更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