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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沈公榕眺望大海一百五十年（第1页）

世人多知左公柳，而很少有人知道“沈公榕”。

历史竟是这样的浪漫，在祖国的西北大漠和东南沿海，各用两棵树来标志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左公柳见证了新疆的收复，沈公榕却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

栽树明志，从一篑之土筑新基

二〇一六年与二〇一七年的岁尾年初，“辽宁”舰穿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中国航母编队的首次远航，虽然刚跨过第一个年头，而中国海军却已整整走过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了，中国海军才迈出家门口走向深蓝，这个时刻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

一百五十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福州马尾船厂破土动工，中国人要建造军舰。近日，马尾船厂正在筹备大庆，有一个熟人知道我在全国到处找有人文价值的古树，就来电话说：“马尾有船政大臣沈葆桢手植的一棵古榕树，见证了中国海军史，你不来看一看？而且，船厂马上要乔迁新址，将来这树被丢那里，还不知会是什么样子。”我连忙于十九日赶到马尾。

马尾船厂是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开工的。当时请法国人日意格任总监督，一切管理遵从法式。我走在旧厂的大院里，像是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西边是一座法式的红砖办公楼和一个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车间——船政轮机厂；南边是当年的“绘事院”，即绘图设计室；东边是一座五层的尖顶法式钟楼。当年拖着长辫子的中国员工，就是在这钟声中上下班的。他们好奇地听金发碧眼、高鼻梁的洋师傅讲蒸汽原理，学车、铆、电焊。我要找的沈公榕就在钟楼的侧前方。一百五十年了，它已是一棵参天巨木，浓荫覆地，大约有多半个篮球场那么大，郁郁乎如一座绿城。树根处立有一块石头，被绿苔紧紧包裹。我贴近树身，蹲下身子，用一根细树枝一点一点地小心清理，渐渐露出了“沈公榕”三个大字。这榕一出土就分为三股，现已各有牛腰之粗。一枝向左，浓荫遮住了厂区的大路；一枝向后，如一扇大屏风贴在一座四层小楼上；还有一枝往右探向钟楼。可是，正当它伸到一半时却在空中齐齐折断，突兀地停在半空，枝上垂挂的气根随风舞动，像是一个长须老人在与钟楼隔空呼唤。我一时被这个场面惊呆，有一种莫名的惆怅，静静地仰望着这一百五十年前的历史天空。

别看我现在脚下的这一小块土地，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舰船基地，中国制造业的发端处，中国飞机制造的发祥地，中国海军的摇篮，中国近代教育的第一个学堂，中西文化大交流的第一个平台。学者研究，这里竟创造了十多个中国第一。现在我们来凭吊它，就只有这几座红砖房子、一座钟楼和一棵古榕了。

鸦片战争后，清帝国被列强敲开了国门，国势日弱。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刀长矛，在洋枪、洋炮面前是那样的无奈。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湘军名将彭玉璘，看到江面上飞驰的洋人炮艇，被惊得目瞪口呆，大呼：“将来亡我者洋人也。”说罢口吐鲜血而死。洋务派深切地感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师夷制夷”。

一八六六年六月左宗棠上书，请在福建马尾开办船厂，立被批准。但十月西北烽烟突起，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西去平定叛乱，收复新疆。他不放心刚起步的船政大事，遍选接替之人，最后力保时任江西巡抚，正因母丧在福州家中守孝的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历史有时是这样地匆忙。沈守孝在家，被逼上任，而当大任。当年曾国藩也是守孝在家，太平军起，政府命他就地组建湘军，而成为晚清名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与你没商量。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从小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忠君报国，一身正气。但他也看到了世界潮流，力主“师夷制夷”，变革图强。在晚清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中，他是晚于林则徐、魏源，早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过渡人物。当时政局，一团乱麻。帝国主义势力插手中国，多国角逐，朝野保守与开放的思想激烈冲突。经镇压太平军、捻军而兴起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实力派，各封疆大吏互相掣肘。在这一团乱麻中要理出个头绪，师夷制夷，造船强军，谈何容易。况且在家乡事，关系更复杂。本来，沈葆桢是不想接这个摊子的，但左宗棠三顾茅庐力请出山，并亲自为他配好各种助手，请“红顶商人”胡雪岩帮他筹钱，又一再上书朝廷，催其就职。忠孝不能两全，孝期未满的沈葆桢就走马上任了。

马尾，地处闽江入海口，形同马的尾巴，地低而土软，要建厂就得清理地基，类似现在的“三通一平”。他们先打入五千根木桩，加固岸基，填高近两米的土层，然后遍植榕树以固定厂房、船坞的周边。沈葆桢带头栽下了第一棵榕树，然后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悬于船政衙门的大柱上：

以一簧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他要引进新法，以精卫精神，一筐一筐地填海筑基，开创近代中国的造船大业，不信事情办不成。

“权自我操”，逆流而上，沈葆桢快刀斩乱麻

沈葆桢坐在船政衙门的大堂上，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工地、堆积如山的物资，特别是门外榕树上那些七长八短、随风舞动的气根，心乱如麻。

“船政”是一个洋务新词。是指海防及与船舰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建厂、造船、办船校、买船、延请外国专家、制定相关政策、办理对外交涉等等。总之，都是过去没有过的新事，所以专设一个“船政衙门”，直属中央，类似我们改革开放初的“改革办”“特区办”。

一八六六年的世界，西方工业革命已经走过了一百年。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有了横行世界的蒸汽机舰队，而中国还在海上摇橹划桨或借风行船。思想开放的左宗棠，曾在杭州西湖里仿造了一条小洋船，但行之无力。逐决定引进洋技师、洋工匠开船厂、办船校。

新事物一开始就遇到保守势力的顽强阻挠，还没有造船，就先是一场思想大论战，这很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初的“真理大讨论”。许多朝中和地方的大员说，只要“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橹”就能战无不胜，“何必师事夷人”。左宗棠痛斥这帮迂腐之臣，他上书说：“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安于拙、傲以无”，左宗棠尖刻地画出了保守的当权者的嘴脸。

当时的福建地方官吴棠愚顽不化，沈葆桢来马尾办船政，他在经费、人力、材料、土地等方面，事事发难，处处拆台，几乎是“逢沈必反”。此人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他早先在苏北运河边任一小知县，某日，一位曾有恩于他的官员扶柩南下，停于河上。吴遣差人送去银子三百两。正巧，有一位在旗少女扶父亲的灵柩北上，也停于河边。阴差阳错，差人将银子误投到旗女的船上。吴明知投错，也不好追回。谁知，这位少女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天上掉馅饼，吴后半生有了一个大靠山，不断被提拔，处处受保护。现在他与沈不合，上面虽知船政重要，但总是和稀泥，劝沈与他和忠共济。有时一个重大历史的结点，就“结”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可以绑架历史，影响国运。沈愤怒地上书：“船政之事，非诸臣之事，国家之事也”“非不知和忠共济”，而“大局攸关，安忍、顾虑、瞻徇，负朝廷委任”。表示“惟有毁誉听之人，祸福听之天，竭尽愚诚”。

他是本地人，工厂一开工，亲朋故旧都上门来找饭碗。他平生最恨劣幕奸胥，裙带相缠。为洗刷旧衙陈腐之风，他以法治厂，半军事化管理，甚至不惜开杀戒。一官员买铜不报，他批“阻挠国是，侮慢大臣”，就地立斩。他有一姻亲，触犯厂规，批军法从事，杀！布政使知是沈家亲戚，请求缓办，他坚持立即开堂问审。这时他父亲送来一信，他知必是求情，便说：“家父的信是私事，等我办完公事再拆不迟。”喝令立斩。然后拆阅，果然是求情信，但已无用。一些劣绅还借助迷信煽动地痞与不明真象的群众闹事，阻挠开工。他一边做说服工作，一边捕杀两个为首之徒，事态当即平息。

开山用大斧，乱世用重典。向来成大事者必用铁手腕。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这一帮晚清名臣，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但他们都遇事不乱，刚毅过人，竟也杀人如麻。曾国藩的外号就是“曾剃头”。晚清的回光返照，全赖他们支撑。马尾船厂，这个中国近代工业的序幕，终于经沈葆桢的铁手腕轻轻拉开。

办洋务，最难把握的是与洋人的关系。沈的原则是：“优赏洋员，权自我操”。经济上给予高酬重奖，政治上一寸不让。船政是个复杂的联合体，其所属的工厂、学校、设计、绘图、管理等部门，经常保持有洋人技师、领班、教师、工匠、翻译、医生等六七十人。所以，船政衙门，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外国专家局”。沈给他们高薪，十年下来，雇用洋人共用银九十三万两，占船厂支出的百分之十八。法国人日意格为总监督，从头到尾参与了船政活动，尽职尽责，起了极大的作用。沈给他月薪一千两，而他自己的月薪才六百两。洋技师月薪二百两至二百五十两，而中国工人的月工资最低四两，最高二十一两。这样的高薪买技术，沈认为值得。

但是在管理权上，沈葆桢绝不松手。当时清政府与列强定有屈辱的领事公约，通商中凡涉洋人之事由领事馆裁决，所谓“领事裁判权”。福州不是通商口岸，也未设领事馆，但法国驻宁波的领事却老远跑到福州来干涉船政。沈义正词严地说：“根据万国外交惯例，领事是为通商而设。船厂非商务机构，与贵领事何干？”左宗棠还逼法外交部正式表态，再不干预中国的船政。

沈与洋人订有严格、细密的合同，最终目标是对方必须教会中国人自主造船。前三年，洋人手把手地教。后两年只在一旁指导，让中国工人自己动手干。直到造出船，又能驾船出海，这样才算履行了合同，可兑现薪酬。对不遵厂规、不听指挥、不尽职守者开除、解聘。一八六九年，新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总监工达士博要求用洋人引港。沈说，在中国的闽江口试航，我们熟悉水道，为什么一定要用洋人？不能开此先例。达士博以总监工身份相要挟，不答应就不上船，还煽动工人怠工。沈再三相劝，并因之推迟试航日期，博仍不让步，沈当即将其开除。而对尽职尽责的总监督日意格，沈除给予他重奖外，还奏请朝廷赏加提督衔并顶戴花翎，这是洋人在华获得的最高荣誉。正是有了高薪和沈的灵活把握，总体上中外合作是愉快的。

那天采访船政旧址时，我意外地碰到一个正在为日意格筹备的个人回顾展，这是船政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一位法国友人提供了他在华工作时的一百多幅照片，还有他在法国工程师协会介绍中国船政的一个法文讲稿，这是一批极珍贵的航政资料。

日意格是这样来评价他的两个中国合作者的。关于左宗棠，他说：“因循守旧的北京政府，仅知道满足于在别人呈递的奏折上批文签字，左宗棠不得不为此计划独自担负全责。此项创举若是失败，他在中国官僚机构中所能达到的最为辉煌的职业生涯将毁于一旦。左宗棠决心无论如何要孤注一掷了，他不再听任其他官员对他将要进行的大业指手画脚，他的眼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将中国推上发展道路。他知道要迈出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需要有人勇挑重担。我真希望手边拥有这份左宗棠呈送皇帝的理由充分、勇气十足的奏折，你们若是读了这份奏折，一定会惊叹于他的观点。你们将会看到这些通常被我们认为滑稽可笑的人，品德是多么高尚，见识是多么深远。”他评价沈葆桢：“中国政府特派一名钦差大臣来到此地担任总理船政大臣，这位官员名字叫沈葆桢，是一位出类拔萃、精明强干、意志坚定、善于指挥的将才。”

到一八七四年福州船政共完成十五艘轮船，包括十一艘军舰，左宗棠的计划，在沈葆桢手上已全部实现。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挤入了世界十强，技术水平与西方国家已相当接近，最大的“扬武”号已相当于国际上的二等巡洋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