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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第2页）

我能做的也的确仅此而已。和丹尼碰面之前，我参加完戒酒聚会回到旅馆，发现有人给我留话。“致电桑妮”，纸条上写着，还附有我早先打过的号码。我从大厅的电话亭打过去，还是没有人接。难道她没有答录机吗？干她们这行的现在不都装有答录机吗？

我回到房间，但待不住。我不累，小睡已经驱走我的倦意。

我在会场喝的一杯杯咖啡开始让我蠢蠢欲动，坐立难安。我翻翻记事本，重读唐娜的诗，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在找的或许是个某人早已知道的答案。

警察办案过程中，这情形司空见惯。获得答案最简单的办法是找出那个知情人。难就难在要找出那人是谁。金会对谁吐露心事？不会是我到访谈过的女孩。也不是她三十七街的邻居。那又会是谁呢？

桑妮？或许是她。但桑妮一直没接电话。我又试着打了一次，通过旅馆总机接过去。

没人接听。这样也好。我不是很想马上再跟另一个应召女郎喝一个钟头的姜汁汽水。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金和她那神秘的朋友？如果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关在房里，躺在床上海誓山盟，那我很可能没有希望。不过也许他们出过门，也许他带她去某些圈子炫耀过。也许他和某人谈过，而那人又和别人谈过，也许……

待在旅馆房间是绝对不会找到答案的。去他的，今晚天气其实没那么坏。开会时雨就停了，风势也已减弱。该抬起屁股叫辆出租车，花一点钱了。我的钱还没存进银行，没塞进募捐箱。也没寄到赛奥西特的家。是该散点财出去了。

说到做到。普根酒吧大概是我造访的第九个地方，而“男孩”丹尼·贝尔大概是找第十五个谈话对象。我去的某些地方，当初在查访钱斯时曾经到过。我试了格林威治村的酒店，默里希尔区和海龟湾的小酒馆，第一大道上的单身酒吧。离开普根酒吧后，我一直在干这事，把一笔笔小钱花在出租车和饮料费上，一再重复同样的对话。

没有人真能提供消息。你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时，心里总是抱着希望。总有可能在你访谈时、某个谈话对象手指一点说：喏，就是他，她的男友。那边角落坐的大个子就是。”

这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如果你走运的话你的话可能传出去。这该死的城里大概有八百万人，不过大家竟然都在互相谈论着彼此，这可真奇怪。如果我做事得法，大概不需要多久会有八百万人听说有个惨死的妓女交过男友，而现在有个叫斯卡德的人正在找他。

连着两辆出租车都不肯载我到哈勒姆区。法律明文规定他们不得拒绝。任何服装整齐、言行正常的乘客如果要求前往纽约市所属五区的任何一个地点，司机都必须接受。我懒得跟司机引述相关法律条文，想想还是再走一条街去搭地铁比较省事，这个车站没有通往外地的地铁线，月台空无一人。售票员坐在上锁的防弹亭里。我怀疑她坐在里头是否真觉得安全。纽约市的出租车都装有厚实的隔离树脂玻璃保护司机，但我刚才拦下的出租车就算有保护玻璃也不愿开往城北。

前不久，一名售票员在票亭内心脏病发作。医护人员无法进入上锁的亭子里急救。那可怜的家伙只有坐以待毙。但话说回来，我想售票亭保护的人应该还是比它们害死的人要多。

当然，它们并没有保护到百老汇地铁站那两名女人。几个小孩因为不满一名售票员报警说他们在十字旋转门上跳来跳去，便拿了个救火器灌满汽油，把汽油喷进售票亭里。然后点上火柴。整个亭子立刻爆炸，里头的两名女人被活活烧死。又多了一种死亡方法。

这条新闻是一年前上报纸的。当然，没有法律规定我非看不可。

我买了票，车来了，我上车往城北去。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的凯尔文·斯莫尔酒吧和其他几个地方打探消息。在一家无上装酒吧我碰到罗亚尔·沃尔登，和他谈的话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我在一百二十五街喝了杯咖啡，一路走到圣尼古拉斯大道，然后在喀麦隆俱乐部的吧台喝了杯姜汁汽水。

玛丽·卢公寓的雕像来自喀麦隆。那是一座他们先人的雕像，身上镶满贝壳。

吧台那儿我找不着熟到可以交谈的人。我看看腕表，时间不早了。礼拜六晚上纽约市的酒吧都提早一个钟头打炸，不是四点而是三点。我一直不懂为什么。也许是要让酒鬼早点清醒过来好上教堂。

我对酒保点点头，问他有没有超时营业的酒吧。他只是冷冷看着我，面无表情。我发现自己已把钱塞到他手上，告诉他我在打听有关金男友的消息。我知道他不会给我答案，也知道他没打算让我满意，但至少我的口信传出去了。他听到我的话，我两旁坐的人也是。他们都会把这话告诉大家，这正是我的目的。

“恐怕帮不上忙。’他说，“不管你找的是准，你来得可真是够‘北边’的。”

我猜那男孩是尾随我走出酒吧的。我没注意到，这实在是犯了大忌。干我这行的对这种事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我沿着街走，思路跳来跳去——从金的男友一直想到戒酒聚会上自称杀死他性伴侣的演讲人。等我察觉到不对时已经来不及了。我要转身，他的手已经扣住我肩膀，把我推进巷子口。

他紧跟我走进来。他比我矮差不多一寸、但蓬松的非洲爆炸头补偿了两寸。也许更多。此人年约十八或二十或二十二，留两撇八字胡、脸颊上有个灼伤的疤。他身穿飞行外套，拉链式口袋，下身则是条黑色绷紧的牛仔裤，而且他手里还握了把枪，枪口正对着我。

他说；“操他妈的，你他妈的操他妈的。把钱拿来，操你妈的。拿出来，全拿出来，不拿你就完蛋了，操你妈的。”我在想，为什么我没去银行？为什么我不在旅馆留些钱？我在想，老天爷，我儿子米基矫正牙齿的钱泡汤了，要捐给圣保罗教堂那十分之一的薪水再见了。

明天的生活费没着落了。

“操他妈的狗杂种，操他妈的大烂货——”

他打算要杀我。我把手伸进口袋要掏皮夹，看着他的双眼，还有他按在扳机上的手指。我知道，他正在热身，他体内已经装上了火药，所以不管给多少都无济于事。他这回真是中了大奖，足足两千多块，可是不管有多少我都完蛋了。

我们站在一条约莫五尺宽的小巷子里，只是两栋砖房中间的一道窄缝。一盏街灯的光泻进来，照亮我们面前十到十五码的地方。地上有雨淋过的垃圾、纸片、啤酒罐以及碎瓶子。

归西的好地方。归西的好“方法”——甚至连创新都谈不上。遭抢匪枪杀，街头犯罪，社会版一则不起眼的小新闻。

我从口袋掏出皮夹。我说：“给你，我的东西全给你，欢迎来拿。”可是我知道多少钱都不够。

不管我有五块钱还是五千块，他已经打定主意要打死我。

我递过皮夹，手直抖，把它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