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传统,每个朝代,只有受命于天才能掌权。一旦失去天命,王朝就要破灭。清王朝最终也失去了天命。
北京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祥的事,似乎是帝国将要崩塌的前兆。1908年11月,慈禧太后驾崩,她有可能是被毒杀致死的。老佛爷像条百足之虫一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控制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都遭到残酷镇压,早该倒台的清政府因此得以苟延残喘多年。1898年,朝廷大臣中的改良派团结在她的政敌、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于是慈禧太后便囚禁了光绪帝,至此,改良派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现在,在垂死之际,不想让光绪独活于世的慈禧命太监将他毒死。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驾崩。远在梅肯的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暗中庆祝了好几天。
然而,慈禧的死并没有消除中国国内的罪恶腐败现象。继承皇位的是她的侄孙溥仪。溥仪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太监们只会带着他在深宫之中过骄纵奢侈的隐秘生活。皇权落到了摄政王——他的父亲醇亲王手里,而醇亲王却是个无能之辈。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或去世之后不久,替她效力多年的那些权势人物一个个撒手人寰,硕果仅存的铁腕人物只剩下诡计多端的军方魁首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早被解除兵权,暂时退隐家中,每日以琢磨木工聊以自娱。
权力的分散使中国缺乏有效的统治。清政府的这一明显弱点使孙文得以为革命募集到新的资金。1910年2月,为了再次尝试夺取权力,他又一次动身到美国和加拿大为起义筹措款项。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后的第九次起义,也是自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来的第七次起义。因为被清政府限制入境,除了第一次起义之外,其他几次孙文都没有直接参加,只是通过派遣密使指挥。跟以前的几次一样,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是一团糟,缺乏有效训练的起义者不能按时间表行事,结果破坏了整个计划。不过惨败也有令人鼓舞的一面:自发动革命以来,第一次有大批的清军变节加入了革命队伍。此外,一些乡绅和商人也加入进来。这表明,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跨越了阶级的界限。
孙文从新加坡前往欧洲和美国,一路发表演说,筹集资金。他以未来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做出了给予公民权、商业优惠、议员资格等许诺,还答应给他们塑雕像,捐款最多的人还享有用他们的名字给公园命名的资格。
从中国的槟榔屿到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他募集到了再次组织一次起义所需资金的一半,这让他大受鼓舞。把这笔资金转给上海的查理后,他又匆匆启程,再次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他的募捐达到了高峰: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从该市最大的华人社区里募集到了剩余的一半款项。
新的起义日期定在了1911年4月13日,目标再次集中在广州。然而就在起义前5天,由于太过心急,一位从新加坡招来的起义者自作主张刺杀了清政府驻军统领。收到预警的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全城加强戒备,并把不太可靠的军队都关到了军营里。这跟1895年香港的革命者们因武器问题争吵不休、渡船却自行开走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继续坚持原计划已是徒劳无益,而要收手却为时已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些捐钱的华侨们都在满怀期待地等待起义的结果。
起义的领导者们犹豫不决,最终在比原定起义时间晚了两周的4月27日发起了进攻。当日下午5点30分,130名手持手枪和自制炸弹的起义者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没人去通知准备参加暴动的那部分被称为“新军”的清政府部队,所以他们并没有到场,参加起义的只有这群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当这些人冲进总督衙门的内院,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准备撤离时,却发现后路早已被大批清军堵死。一个起义者自认为可以策动清军士兵临阵变节,结果刚张开嘴就被一颗子弹击倒在地。叛军首领发现大势已去,便溜进街头的一家店铺,换上便装,消失在夜色之中。
剩下的革命者只能靠自己了,结果有将近100个年轻的革命者当场被杀或被捕。被捕者要么被绞死,要么被砍头,就连那些已经惨死街头的人也被砍了头。
“尽管烈士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参加过这次起义的历史学家吴玉章写道: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起义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任何脱离大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只不过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它们鼓舞了数不胜数的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人感到惶恐不安。
革命领导者们对广州起义的惨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访问了宋查理的华美书馆。在书馆中,他发现这里与往常一样,聚集着一大群革命的高层领导。
查理高兴地与端纳打招呼,他笑道:“澳大利亚人有没有什么搅乱敌人的法子?”
他们不停地讨论每次起义都遇到的组织不力的问题,端纳在一旁听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道:
反清大业实现后该怎么办?你们都避而不谈建立政府的问题。创立政府可是件大事,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这可绝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梦想或者希望。你们必须任用那些既受过训练又有才干的人……
一位参与密谋的人摇了摇手,轻描淡写地说道:“哦,你说的那些都属于具体的问题,我想会有人关心这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一听此言,宋查理显得十分忧虑。
然而,此时此刻研究夺权之后政府该如何运作已经为时已晚。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庆龄刚升大三不久,事情发生了。
在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驻军中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正独自策划反抗清政府的起义。10月9日,在他们的一个隐秘据点里,一颗自制炸弹不慎爆炸了。
闻声赶来的巡捕在现场发现了各种文件资料、徽章、印章和旗帜等物品。他们迅速采取行动,袭击了位于不远处的小朝街里的密谋策划总部,逮捕了大批谋反者。一时间,武汉三镇城门紧闭,各处军营被清军包围,巡捕们拿着叛军花名册四处拿人,全城一片风声鹤唳。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们来说,他们面临的选择其实很简单:要么心甘情愿被捕,接受残酷刑罚;要么孤注一掷,发起策划已久的暴动。于是,有4个营的官兵突然发动兵变,并控制了武昌。总督逃到泊在长江中的一艘炮艇上。那天是1911年10月10日,后来10月10日被称作“辛亥革命纪念日”。
兵变部队缺少有效的组织。率众起义的人是当地一个名为“文学社”的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政坛上毫无名气,与三合会没有太大的关联,跟孙文的同盟会也没有直接联系。虽然如此,他们却在无意之中完成了他人多年来没有做到的事。10月12日,即那颗自制炸弹发生爆炸两天后,叛军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提名他们的指挥官黎元洪担任革命军政府都督。在接下来的数天或数周之内,各省纷纷加入反叛阵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
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决定最后一搏,下旨召回“退隐在家”的已故慈禧太后的首席军事顾问、奸诈狡猾的袁世凯。
袁世凯算得上是一个军阀,多年来一直在清政府背后把持着军权。19世纪90年代改良之风在中国兴起之际,他组建了中国首支“现代化”军队,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太后驾崩之后,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但在1911年,奉召重掌兵权的袁世凯意识到这是他攫取权力的一次良机。他向叛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却故意不将其击溃。他的目的是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优势,但又不至于壮大清政府的军事力量,然后坐等双方的实力一点点消耗殆尽。
清政府的命运最终落入了外国列强手中。清政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一点各国都心知肚明。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它是支持清政府还是支持各路叛军,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这一点跟半个多世纪前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情形非常相似。
英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它不会采取任何支持清政府的行动。看到英国表明了立场,其他各国也站到它这一边。由于西方各国采取骑墙态度,清政府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不过,英国也拒绝支持共和派,它故意将中国的命运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试图将袁世凯扶植成新的铁腕人物,让中国重新陷入专制独裁和社会混乱之中。
革命发生时,孙文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那天上午,他准备坐火车去堪萨斯城,吃早饭的时候他打开一张报纸,才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报道中列出了可能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人员名单,他发现自己也位列其中。他意识到,这个处于襁褓之中的新政府的命运掌握在外国列强手中,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如果他本人能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那么获得领导职位就没有什么悬念。因此,他没有选择急匆匆地返回国内,而是直奔华盛顿,秘密求见国务卿诺克斯。国务卿拒绝与他见面。毫不气馁的孙文又匆忙赶往纽约,从那里坐船去了英国。
到伦敦后,孙文联系上了大军火商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的总裁特雷弗·道森爵士。特雷弗爵士也希望与中国的新政府签订大单,便答应把孙文的话传给外交部。除了许诺其他的一些条件之外,孙文还准备给予英国在华优惠政策,许诺任用英国军官执掌中国海军,并确保3500万秘密会社成员为英国效力。这些连哄带骗的谄媚做法并没有奏效,很久以前英国外交部就认定孙文只不过是个空话连篇的人。实际上,此时英国政府早已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将坚定地支持铁腕人物袁世凯。孙文得到的唯一保证是英国将保持“中立”——这一点北京的英国使馆早就披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