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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送女留学(第1页)

在退出监理会布道团后的15年间,查理又添了4个孩子。宋氏家族的成员基本齐了。

在霭龄和庆龄之后,桂珍又于1894年12月4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的中文名字叫子文,教名保罗,不过大家都习惯用他名字的开头字母来称呼他:T。V。[1]。

接下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出生于1897年阴历的二月十二日——阳历3月5日,长得胖乎乎的,面如满月。为了跟霭龄和庆龄的名字保持一致,查理给这个新生的女儿起名叫美龄(意为“美丽心情”)。

在美龄之后,宋家又添了两个男孩——T。L。(子良)和T。A。(子安)。这样一来,宋家共有6个孩子,男孩和女孩正好各占一半。

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宋太太变得更加虔诚,对虹口家中事务的管理也更加严格。查理开始喊桂珍“妈咪”,朱利安·卡尔也是这样喊他的太太南妮的,不过两人的相似之处也就这么一点。宋太太每天都坚持祷告,并严禁孩子们做诸如跳舞或打纸牌等在她看来属于腐化、堕落的事情。美龄出生后,也就是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宋太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少妇变成了虔诚信教的阔太太。1900年似乎是她人生的正午时光,纵情欢乐的上午之后,便是冷静清醒的下午。这个转变从她的儿女身上也可一窥端倪。她前面的4个孩子个个充满活力而又调皮顽劣,充满激情和创造力。而后面的两个孩子子良和子安则性格温顺,行事谨慎小心。

这与查理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前面的几个孩子,他都是以鼓励为主,非常溺爱,有求必应,这让孩子们觉得世上没有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世界就在他们的脚下。查理撑大了他们的胃口,培养了他们的志向,而这种志向只有通过超常的干劲和进取精神才能最终实现。查理自己的人生就充满了各种冒险的经历,“胆大方能成事”——他的经历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但是,在后面两个孩子出生时,查理变得非常忙碌,他的时间都花到了别人身上。他成了百万富翁,还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与流亡海外的孙文保持着密切联系。结果就是,只有出生在1900年之前的那几个孩子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人物。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霭龄像个假小子似的,身材矮壮,相貌平平,但她精明伶俐,天性机灵,这都是查理培养的结果。无论去印刷厂、面粉厂、烟草厂还是棉纺厂,查理都会带上她,并一一给她讲解其内部运转流程。坐着查理那辆由车夫兼保镖拉着的黄包车走在大街上时,他还会给霭龄讲到这个城市以及隐藏其中的那一股股弱肉强食的暗流。霭龄成了查理办公室里的固定一员。当那些商人们甜言蜜语地哄骗她的父亲,或者怂恿他对一些模糊不清的项目进行投资时,霭龄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脸上丝毫不透露任何表情。

5岁时,她嚷着要上学,遭到母亲的嘲笑,但查理带着她去见了中西女塾[2]的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一所最为前卫且独一无二的学校,其名字就是取自那个让查理在当传教士时吃尽苦头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理查逊小姐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无与伦比的教育家。在主日学校时,她就与查理的孩子们相熟,她早就知道查理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需要解决:他的大女儿非常早熟,心智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

听完查理的话,理查逊小姐表示同意霭龄以特别生的身份入校,由她亲自辅导。这跟查理在三一学院上学时的情况一模一样。理查逊小姐表示愿意为她改变学校里的某些校规。

学期伊始,霭龄和母亲道别后,跟着查理来到了中西女塾。多年之后,她跟项美丽提到了上学第一天时的情景,一切似乎仍历历在目。当时她穿着整洁的绿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格子花呢褂子,发辫上系着彩色丝带。右边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尔·鲍泽公司生产的奶油硬糖,左边口袋里装着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半糖巧克力。后面还跟着一辆黄包车,上面拉着一个崭新的黑色箱子,里面装着她的衣物和个人用品。因为上的是寄宿学校,每件衣服上还都工工整整地做了标记。

查理把她一个人留在理查逊小姐的办公室,然后离开了。沉重的大门关上的那一刻,霭龄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家都没料到,霭龄竟然成了学校里极受欢迎的人物,只有查理不感到意外。她成了学校里的福星,大家都喊她“宋小姐”。假期时,她则回到虹口的家中。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现在已经可以转到正常班级,跟其他学生一起学习了。等她长大了一些,能够在自行车上坐稳时,查理就骑车带着她沿着外滩一直骑到南京路,在梧桐树那怡人的树荫下兜风。霭龄10岁时,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霭龄常会骑着车子来到外滩。在南京路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有一个锡克族巡警在那里指挥交通,霭龄常骑车绕着他转圈。

1900年,刚满7岁的庆龄也来到中西女塾,和姐姐一起上学。与宋家其他几个孩子不同,庆龄是一个真正的美女。她长得模样清秀、身材柔弱、气质沉郁。她的下唇略有一点儿上翘,眼神温柔,又带有一丝怅惘和伤感。她就像中世纪一位被囚禁在城堡中的公主,从极远的地方悲伤地看着这个世界。她没有像办事有条不紊的霭龄或娇惯成性的美龄那样,把头发随随便便地梳在脑后,而是让头发轻柔地从额前垂下,然后绕到颈后,再用一根缎带扎起来。

庆龄身上没有她那两位姐妹的飞扬跋扈的气质,她的性情更为柔和亲切,非常讨人喜欢。

美龄则算得上是家里的小霸王。她身材胖墩墩的,所以得了个外号“小灯笼”。她为人虚荣、自视甚高,这跟她外在的美丽极不相称。她是一个天生的婆罗门[3],年少的时候就傲慢自大、专横跋扈。她很崇拜勤勉的大姐霭龄,无论霭龄安排她做什么事都从不推却。每当霭龄在那里安排家庭事务,她都会在一旁仔细观察,似乎是在学习如何替代霭龄的角色。

美龄5岁时,执意要跟霭龄到中西女塾上学。于是家里人便给她装好旅行箱,穿好格子花呢褂子,叮咛嘱咐一番,然后便送她去了学校。不过,美龄没有在学校里待太长的时间。在学校的那几周里,白天她都表现得非常好,很得人心,年龄大些的学生也都听她的指挥,功课完成得也很快。但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看到屋檐下突然出现的树影,常会猛然从噩梦中醒来,尖叫声一次次打破女生宿舍的平静。

最终,家里人只得把她接回家,另请一个老师教她功课。她可没有霭龄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力,而是表现出高度的紧张。每次她一紧张,浑身就会起疹子,这个5岁的孩子全身都会长出红色的肿块或者水疱,完全没有了端庄的形象。

美龄的大哥子文是唯一得到查理真传的男孩子。他跟霭龄很像——虽然没有霭龄坚韧和专一,但子文做事确实也很坚决,富有进取精神。子文天生具有识破伪善之人的能力,与霭龄不同的一点是,他极具幽默感,这使得他很有人缘。他个子不高,性格开朗,身体结实。学习的时候,常会眉头紧锁。另外,他对数字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

由于上海没有像中西女塾那样专门为男生开办的监理会学校,子文跟着私人教师在家里学了几年,然后就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由圣公会创办,里面有专门为小男孩办的学习班。

1899年秋,身材高大的步惠廉和他那小巧玲珑的妻子阿迪·伯克从松江转到了上海。步惠廉夫妇现在有4个孩子,都出生在中国。同时,他们与步惠廉的老家,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6年他们还趁着休假回去过一次。步惠廉此次转到上海,是准备担任上海教区的监督长老一职。这意味着他又可以经常与宋查理见面了。

布道团的牧师宿舍位于云南路,离查理开办主日学校的监理会教堂很近。它的隔壁就是中西女塾。步惠廉的4个儿子经常爬到宿舍后面院墙旁的树上,偷看中西女塾的女孩子们玩游戏。

查理准备把孩子们都送到美国去读书。1903年的一天,他就此事询问了步惠廉的意见。霭龄当时已经13岁了,她自己也说已经做好了出国留学的准备。查理在三一学院上学时年仅15岁,而霭龄现在比父亲当年准备得要充分得多。查理觉得,只要在美国学上一年,她就可以到正规大学去学习了。

步惠廉主动提出他将给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杜邦·盖里写信咨询此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文理学院。跟范德堡大学、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大学一样,它也是监理会主办的学校。与南方邦联地区的其他学院不同的一点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并没有毁于南北战争。幸存下来的梅肯市静静地藏在木兰树丛之中,平静而又雅致。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盖里是步惠廉的好朋友,步惠廉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查理的背景,说明了他是如何在范德堡大学成为监理会牧师,以及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信中还谈到了他那几个出色的孩子,特别强调了霭龄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

1903年夏末,盖里院长的回信到了步惠廉的手里。招收一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的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建校以来,已经有好几个印第安女孩在此读书,但中国人倒还是头一次。盖里建议可以让霭龄住在他家里,直到她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或者说等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子们都适应了她)为止。那时候的大学设定的入学标准非常灵活,专门为富人开办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盖里院长建议霭龄可以以预科生的身份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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