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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午后经之后（第1页）

其间，他们参观了缮写室，结识了许多学者、誊写员和书目标注员，还有一位期待敌基督降临的老盲人。

上楼梯时，我看见我的导师在注意观察照亮楼梯的窗子。也许我也变得像他一样机灵了，因为我立刻发现窗子的高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而且膳厅的窗户也不那么容易够着（那是二层楼唯一朝悬崖开的窗户，窗下没有可垫脚的家具之类的东西）。

爬完楼梯后，我们就从东角楼进入缮写室，到了那里我不禁惊叹了一声。楼上这一层不像楼下那样分成两个部分，所以在我眼前呈现出一片无比宽敞的空间。缮写室的天花板呈圆弧形，并不太高（比教堂要低些，但比我所见过的其他修士会堂要高），由几根粗大的圆柱支撑着。由于有三扇大窗户开在宽阔的墙面上，而且每个角楼的五面外围墙上都有镂空的小窗，此外，还有八扇高高的窄而长的窗子让光线从八角形的天井照进来，就此形成一个光线充足的明亮空间。

如此多的窗户使缮写室内长年光线充足，即使在冬天的午后也很明亮。窗玻璃不像教堂的窗子那么五颜六色，无色方格玻璃用铅框固定，让光线尽量不受人为干扰地照射进来，达到阅读和书写的最好采光效果。我多次在其他地方见到过一些缮写室，但没有一个像眼前见到的这间这么豁亮。阳光自然地倾泻而入，满屋生辉，那是光亮本身所体现的精神的原理，即claritas[1]，那是一切美和智慧的源泉。这与缮写室匀称的比例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营造出美需要有三个要素：首先是完整或完美，因此我们认为丑恶的东西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其次是比例适当，或叫和谐；最后是清澈和明亮，确实是这样，我们把色彩亮丽的东西视作美。由于美蕴含着安宁、善良和美好，我们的欲望也同样能用安宁、善良和美好来调节，所以我感到无比欣慰，并且我想，在那样的地方工作该是多么惬意啊。

在那个午后的时辰，呈现在我眼前的似乎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做学问的场所。后来我在圣加伦也见到过一所和藏书馆分隔开（在其他地方，僧侣们都是在收藏书籍的地方工作的）的比例得当的缮写室，但不如这间布局好。古籍研究者、书籍管理者、书目标注员和学者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每扇窗前都有一张书桌。又因为总共有四十扇窗子（这也是一个十分完美的数字，由四角形的十倍推算而得，仿佛十戒是受四德所颂扬），四十位僧侣可以同时工作，尽管那时只有三十来位僧侣在那里。塞韦里诺跟我们解释说，在缮写室工作的僧侣可以免去辰时经、午时经和午后经，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白天有光线的时辰不间断地工作，仅仅到了黄昏才去参加夕祷。

最明亮的地方是留给古籍研究者、最专业的绘画者、书目标注员和誊写员的。每张桌子上都有绘制和抄写所需要的一切：角形墨水瓶、僧侣们用薄薄的小刀削尖的纤细的鹅毛笔、用来磨平羊皮纸的浮石、书写前用来画线的直尺。在每一位缮写者旁边，或在每张桌子的斜桌面顶部，都有一个可放需要誊写的经书的支架，书页上覆盖着镂空格的小卡片，框出当时要誊写的那一行。有人用金色的墨水，有人用别的颜色的墨水。有些人就只在那里读书，在他们自备的笔记本或写字板上记笔记。

我还没来得及观察他们的工作，藏书馆馆长就已经向我们迎过来。我们早知道他就是希尔德斯海姆的马拉希亚。他脸上竭力装出欢迎的表情，但面对如此特别的容貌，我不由得一阵战栗。他个子高，但特别的瘦，四肢硕大而难看。他身上裹着修士会黑色长袍大踏步朝前走的时候，那模样令人感到他身上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他从外面进来，还戴着兜帽，那帽子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了一道阴影，使他那忧郁的大眼睛里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痛楚。他脸上留下了被意志磨灭的七情六欲的痕迹，那些如今已不再诱发的欲望仿佛已凝固在脸部的那些线条上。他脸上流露的是伤感和严厉的神情。他的目光是那么犀利，只需一眼就能看透说话人的心灵，揣测到对方隐秘的心思，所以旁人很难承受那种目光的审视，而竭力避免再次遇上他的目光。

藏书馆馆长把我们介绍给许多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僧侣。马拉希亚还把每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告诉我们，我对他们那种求知欲和研读圣人教诲的虔诚态度深感钦佩。在此，我认识了萨尔维麦克的韦南齐奥，他是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翻译，睿智过人，是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乌普萨拉的本诺，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年轻僧侣，他研读修辞学；藏书馆馆长的助理、阿伦德尔的贝伦加；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他正在誊写从藏书馆只能借出来几个月的著作。还有一批来自各国为书籍绘图作画的人，有克朗麦克诺伊的帕特里奇奥，托莱多的拉巴诺，尤奥纳的马努斯，赫里福德的沃尔多。

当然，这个名单可以继续说下去，没有比名单更奇妙的了，它是生动地形象化描写的手段。但我得言归正传，从中会得到许多有用的启示，以揭示萦绕在僧侣们中间那种淡淡的不安心绪，以及他们言谈中表露出来的某种难以言喻的沉重感。

我的导师跟马拉希亚谈论起来，他赞扬缮写室的美观和勤学的气氛，并向他询问在这里进行工作的程序。他十分慎重地说，因为他所到之处都听人谈论到这座藏书馆，有许多书他很想在这里查阅。马拉希亚对他解释了修道院院长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僧侣向藏书馆馆长借阅图书时，只要他的要求是正当而合理的，馆长就会到上面的藏书馆去取来。威廉问他怎么能知道收藏在楼上书柜里的那些藏书的名字，马拉希亚就让他看用一条金链子固定在一张桌子上的目录，一本厚厚的、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书名的图书目录。

威廉把双手伸进长袍，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了一件东西。在旅途中我就曾见到他把那东西拿在手里或戴在眼前。那是一个叉形的夹子，可以夹在人的鼻梁上（夹在他的鼻子上更好，他有那么突出的鹰钩鼻子），好似骑在马背上的骑手，也像是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叉子的两边，正对眼睛前面，镶有两个椭圆形的框子，中间嵌着有酒杯杯底那么厚的呈杏仁状的玻璃片。威廉看书时总喜欢戴上这个夹子，说那样可以比造物主赋予他的视力好一些，或者说比他衰老的年龄所允许的视力强一些，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但这副夹子只在他看近物时有用，远看的时候用不着，因为那时他目光锐利。戴上这副夹子，他可以阅读那些字体细小得连我也难以辨认的手稿。他曾对我解释过，人生过了半百之后，即使视力一贯很好，眼睛也逐渐老化了，眼球难以完成视物的使命。所以，很多有学识的人在度过了五十个春秋之后，就阅读和书写方面来说，像是已经寿终正寝了。对于还可以多年贡献智慧硕果的人来说，那是极大的不幸。为此，人们得感谢上帝，有人居然发明和制造出这种仪器。他跟我这么说是为了支持他的罗杰·培根的思想，即搞学问的目的也是为了延长生命。

其他僧侣们好奇地望着威廉，但他们不敢贸然提问。而我发觉，即使在这样一个令人珍惜和自豪的专门供人从事阅读和书写的地方，那件神奇的仪器却还没出现过。我导师拥有的东西，居然能令以智慧闻名于世的那些人感到惊奇，我为自己能师从这样一个人而感到自豪。

威廉把那夹子戴在眼睛上，俯身浏览图书目录。我也看了目录，发现藏书馆收藏着很多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书籍，有些是声名显赫的传世之作。

“赫里福德的罗杰的《所罗门五棱论》、《希伯莱语的雄辩和智慧》、《论今属》；花拉子密[2]的《代数学》，由洛博托·阿利科翻译成拉丁文；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布匿战记》；拉邦·毛尔的《法兰克人的业绩》、《赞美神圣的磨难》；弗拉维奥·克劳迪的《书籍中所记载的世界人物和文人：从A到Z》。”我的导师一一念道，“辉煌的著作。可它们是按照什么次序排列的呢？”他引用了一段原文，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引出的，不过马拉希亚肯定很熟悉：“藏书馆员必须对所有的书籍都作目录，按科目和作者分别编排，把书籍按数字编码和分类的标记上架。怎么知道每本书放在哪里呢？”

马拉希亚让他看每个书名旁的附注。我读道：“三，第四排，第一类希腊著作第五本；二，第五排，英语类著作第七本。等等。”我明白了，第一个数字是指书本所处的书架的位置，第二个数字所指的是架格位置，第三个数字是指分类的书柜。我也了解到另一些字标识藏书馆的一个房间和一个走道，我大胆地问了有关这些的最后的区别标志。马拉希亚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道：“莫非你不知道，还是忘了，只允许藏书馆馆长进入藏书馆，因此只要馆长能解读这些标识就足够了。”

“可书籍是按照什么次序编排在这本目录里面的呢？”威廉问道，“我看，好像不是按照论题。”他不是指把作者姓名按照字母表排列的那种次序，因为那是我看到过的最近几年来所采用的一种办法，而当时却用得少。

“这座藏书馆源远流长，”马拉希亚说道，“书籍是按照购入、捐赠、进入藏书馆的先后顺序来登记的。”

“那要找到它们不容易。”威廉提示道。

“只要馆长记得清楚，并知道每本书入馆的时间就行了。至于其他的僧侣，那就得凭馆长的记忆了。”马拉希亚好像在谈论别人，而不是在谈论他自己；我明白他是在说过去他还不配担当的职务，不过那是在他以前曾由上百位已过世的人担当过的职务，他们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个传一个地传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