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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刘秀暗中详查，果见杜林荐举之人都十分称职，一如杜林所说。从此，他对杜林更为器重了。

建武十四年（38年），群臣们上奏给刘秀说：

“古时，肉刑极其严厉，这样，人人都畏惧犯法，就不敢闹事了。现在，犯法的人不断，应是法令宽松的缘故。陛下应该增加法令的条文，用以杜绝犯罪的根源。”

刘秀下诏给三公九卿，让他们各抒己见，杜林的奏书和其他人的意见大不相同，他在奏书中说：

“百姓的感情受到污辱，那么，讲究道义和气节的风气就要受到损害：法律条文繁多，那么，苟且和侥幸的行为就要兴起。孔子说：‘用政治来教导民众，用刑罚来强制民众，民众只以苟免于罪过为务，却没有真正自觉惭愧的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民众，用礼教来规范民众，民众不但自觉惭愧，而且真心归服。’古时的贤明君主，都能深谋远虑，行动都注意到宽厚，不在刑罚上做过多的规定。周朝的五刑，处罚规定不超过三千。汉朝刚建立时，仔细地考察了秦朝的过失，废除了苛刻的政法，使统治的网络疏阔起来。民众欢欣鼓舞，人人都归向宽厚的德政。后来，法令条文逐渐增多，吹毛求疵，诋毁、欺骗的事就不断了。小事对道义没有妨碍，却采取大的刑戮，由此造成的弊端就十分严重了，于是百姓多叛，难以驯服。”

料林的奏书条理明晰，极有说服力，刘秀读罢感叹良久，他对群臣们说：

“不患民不御也，患德不修矣。如杜林所奏，古时德政不加以效仿，后世方有弥天大祸了。

朕主意已定，当在减轻刑罚、简化法令上示以仁德，重在教化百姓，如此，才是根本之法啊。”

【原文】

权重勿恃，名高勿寄，树威以信也。

【译文】

权力大不可以倚仗，名望高不可以托付，树立威严要讲究信用。

【释评】

信用是最能让人诚服的法宝，无信则是所有失败的原因之一。统治者往往自恃位高权重，朝令夕改，言行不一，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赖之情，自不会诚心服从他的号令了。如此，上下离心，令不能行，凡事只能向坏的方向发展，一旦危难来临，便无药可救。高明的统治者总是在取信于民上树立自己的威望，利用一切机会彰显他的诚意。

【事典】徙木立信的公孙鞅

战国时期，公孙鞅为秦孝公所重用，任用他为左庶长，推行变法事宜。

公孙鞅大权在手，于是起草制定了新法令，其中规定：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有功于国的，都按功劳大小封官；没有功劳的宗室贵族，削除宗室的属籍。第二，奖励种地的农户，发展农业生产。对耕地织布的农民，超过一般规定产量的，免除其徭役；商人要多交税。第三，全国百姓都要登记户口，按户籍组织起来，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各家互相监督。第四，一家有兄弟二人以上的，成年之后，必须分居，各立门户，违者要加倍征税。

秦孝公对新法令十分赞同，于是就要下令执行，不想公孙鞅却阻止说：

“百姓对官府暗怀猜疑，多有不信，远非一日了。新法虽好，若是无人相信苛守，其功效自无法见到。主公且容我略作安排，以让百姓增加对官府的信任，其后新法方可实施无虞了。”秦孝公答应了公孙鞅的请求。

一日，公孙鞅命人把一根约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城南门口，随后他对围观的百姓说：

“无论何人，只要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赏黄金十两。”

围观百姓越来越多，他们心中狐疑，不敢相信公孙鞅的话，只是观望。

公孙鞅目视众人，又高声说：

“我为左庶长，代表官府说话，绝对言出必行。如各位嫌赏金还少，那好，我现在宣布谁执行我的命令，把木杆扛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

人们知道此事不难，那五十两的赏金又是太高，一时更添疑惑了。他们不知公孙鞅在搞什么花样，仍是站立不动。

过了多时，忽有一位壮汉越众而出，扛起小杆便向北门走。百姓一路跟随，场面十分喧闹。

壮汉到了北门，刚把木杆放在地上，公孙鞅就对壮汉开口说；

“你能听从官府的号令，官府自会信守诺言，予以重赏。”

他命人当众给那壮汉五十两黄金，还提高声调对众人说：

“官府的命令，是绝不会欺骗大家的，人家若能按官府的命令行事，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好处。”

此事在秦国各地传开，百姓称奇，都说官府有令必行，有赏必信，无形中对官府充满了信赖。

有的大臣却不以为然，他们对秦孝公上奏说：

“主公身为万民之主，若实行新法，自可发号施令，百姓谁敢不从呢？公孙鞅小题大作，多此一举，不仅于主公威望有损，更令官府颜面丢尽，令敌国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