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诺奇娅是第一个看到他们的,他们沿着沙滩走过来,走在那些用铲子和小桶做游戏的孩子中间。她忽然笑了起来,说:“你对象来了。”真的,尼诺和他的朋友肩膀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香烟和打火机,很沉稳地走了过来,目光在游泳的人群中寻找我们。
我忽然感觉备受鼓舞,喊了他们的名字,张开双臂,让他们看到我们在这里。尼诺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想见我,因此他扯着他那个不爱说话的同学专门到弗里奥来找我。他和莉拉、皮诺奇娅没什么好说的,唯一一个没结婚而且没有男朋友的人是我,因此很明显,他跑那么远就是来看我的。我觉得很幸福,除了幸福之外,我的想法还得到了确认——尼诺把他的毛巾铺到了我旁边,坐了上去,然后他指着那块天蓝色的布——我是唯一一个坐在沙子上的人,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坐在了他旁边,我变得很热情,谈笑风生。
这时候,莉拉和皮诺奇娅变得沉默了,她们不再对我热嘲冷讽,她们之间也不再斗嘴,她们在听尼诺讲他和同学生活中的趣事儿。
皮诺奇娅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张嘴说话,说的是一种夹杂着方言的意大利语。她说海水今天很清,也很热,那个卖新鲜椰子的人还没经过这里,她特别想吃椰子。尼诺根本没有在意她说的话,他完全沉浸在自己风趣的讲述里。这时候,布鲁诺注意到了这些,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满足一个怀着孕的太太的愿望:她很担心孩子生出来,身上会带着椰子的胎记,他就自告奋勇说要去找找看。皮诺奇娅很喜欢他那种羞怯但很热情的声音,那是一种不想伤害任何人的人的声音,她马上和布鲁诺聊了起来,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好像生怕打扰了别人。
莉拉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并没有关注皮诺奇娅和布鲁诺客气的寒暄,而是一直在听我和尼诺的交谈。那种关注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有两次我忽然说我想走走,一直走到火山口那里,我希望尼诺能对我说:我们走吧。但是他刚刚谈到了伊斯基亚岛杂乱无章的建筑,他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又继续说他的话。他把布鲁诺也扯进了谈话,可能布鲁诺和皮诺奇娅谈话搅扰到了他。尼诺让布鲁诺证明这一点,因为在他父母的房子旁边有很多煞风景的建筑。他迫切地需要表达自己,复述他读过的东西,表达自己观察到的事物。这是他整理自己的思想的方式——谈话,谈话,谈话,但我想这也是他寂寞的一种表现。我觉得自己和他很像,这让我觉得很自豪,我和他一样都想塑造自己作为读书人的形象,并且让别人承认这一点,就像在说: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事情,这就是我要成为的人。有好几次我想要插话,但尼诺没有给我机会。结果就是,我在那里听他讲,和其他人一样,直到皮诺奇娅和布鲁诺说:“好吧,我们这会儿想去走走,我们去找找卖椰子的。”我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莉拉,我希望她能和她嫂子一起去,让我和尼诺单独在一起,坐在同一张毛巾上。但她不吭气,皮诺奇娅发现她不得不单独和一个年轻客气的男人一起去散步,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一个陌生人,她有些不耐烦地问我:“莱农,来吧,你不想走走吗?”我回答说:“是啊,但我想聊完这个话题,然后去找你们。”她非常不高兴,和布鲁诺向冒热气的地方走去了:他们的个头一样高。
我们谈论那不勒斯和伊斯基亚岛,还有整个坎帕尼亚大区,好像这些地方全都落入了最糟糕的人手上,但这些人却自以为是最好的。“强盗。”尼诺用一连串的话来形容他们:“破坏者、吸血者,还有那些一箱子一箱子赚钱但不缴税的人:建筑商、建筑商的律师、‘克莫拉’黑社会成员、法西斯独裁主义者、天主教民主党人,他们都坚如磐石,高高在上,像上帝本身,他们拿着一把巨大的泥刀,在山上,在海岸上这里铲一下,那里挖一下。”说是我们三个人在讨论,那有些不确切,其实是他一个人在说,我时不时会提到我在《南方新闻》看到的信息。至于莉拉呢,她只小心地插了一次话,就是尼诺在提到这个城市的强盗名单时,他还提到了“商贾”。她问道:
“商贾是谁?”
尼诺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了下来,惊异地看了她一眼。
“就是商人。”
“为什么你称他们为商贾?”
“都是这么说的。”
“我丈夫是一个商贾。”
“我不想冒犯你。”
“我没有生气。”
“你们缴税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缴税的事儿。”
“真的吗?”
“真的。”
“税收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非常重要。”
“话是这么说。你记不记得帕斯卡莱·佩卢索?”
“不记得。”
“他是一个泥瓦匠,假如不修建这些水泥建筑,他就会失业。”
“嗯。”
“但他是一个党人,他父亲也是个党人,按照法院的说法,是他父亲把我公公杀死了,我公公是通过放高利贷和在黑市上倒卖东西赚了钱。帕斯卡莱就和他父亲一样,从来都不同意和平解决问题,包括其他党人同志也这么想。尽管我丈夫的钱都是我公公留下来,但我和帕斯卡莱还是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