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顿时了然。
老人又是笑出声:所以她弯弯绕绕说了一大堆,就是为了一件事。
“孟隗的意思,可是又要变法?”秦王问。
“变是要变的,却不用伤筋动骨。”赵维桢说:“比起变法,臣更愿称之为修补。”
“从何修补?”
“何处不管用,便修补何处。”
赵维桢认真道:“以政以治,秦律的目的在于战而非和,要改。以人以产,打了几百年,列国百姓苦不堪言,得让他们吃饱肚子,因而生产制度,也得改。以思想学说,一统之后,以法治国仍然可用,但需要综合各方面考量,更是要改。”
秦王稷微微前倾身体,既像是感兴趣,又像是在威胁。
“孟隗说的,既有法家思想,亦有儒生学说。”老秦王道。
“……”
老实说,秦王摆出这般姿态,威慑力是真的很强。
他已经坐在王位上半个世纪了,放眼各国,没有一个国君比嬴稷更懂得如何做一个王。
纵然秦王不着冕旒,不着朝服,他亦不如头两次见面般坐在遥不可及的王位上,甚至因为年迈和病重,身形形销骨立。可当他摆出这般姿态,仍然让赵维桢感受到了压迫感。
拿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高中时作弊被校长亲自抓的那种感觉,再乘以十。
但赵维桢不怕,她也不能怕。
她缓缓吐出一口气,依旧是保持着笑意。
“孝公颁布《求贤令》时,可没指定是哪一家。”赵维桢笑着回应:“据说商君见孝公时,可是见了三次,二人才投缘。第一次商君讲史,第二次商君讲仁,第三次才拿出《法经》来,得以重用。”
战国末期的策士,基本都是如此。能得国君重用、能为投靠的国家做实事,就用哪家的方案。
赵维桢觉得倒是挺现实的。
“秦国向来注重实用,臣也这么觉得:有用就行,管他是哪家的?”她说。
“那孟隗觉得,既要修补,这次又该用哪家、如何修补?”秦王问。
“当然是——”
后面的话,赵维桢一个急刹车,没说出口。
要说办法,当然有了!
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改世官制为察举制,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等等等等。
一系列方案,赵维桢都能拿得出来——想不出新法子,她照搬后世智慧还不行么。无法太过超前,两汉的生产力总是与当下最为接近的。
“当然是?”秦王问。
赵维桢选择闭口不言。
话都到嘴边了,又噎了回去,放眼天下,也没个臣子敢在秦王面前这般做。
秦王稷不仅不生气,反而被逗乐了:“孟隗有策,却要藏着掖着,可是觉得秦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