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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07］。天启时，魏忠贤操持权柄，操练的宦官大大增加，达万人之多，“衷甲出入，恣为威虐”［208］。直到崇祯皇帝上台后，才将内操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时，明廷竟让宦官与士卒一起守城。守城宦官发牢骚说：满朝文武大臣干什么去了？当年废除内操，我们连盔甲、武器都没有，怎么打仗［209］？其实，给他们再好的装备，也无济于事。早在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就指出，这些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皆无当实用。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210］。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魏忠贤训练的宦官武装，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净军，我们在第一章述及明代宦官概况时已经提到，这里就不再重述。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1）

（一）　宦官对文化的破坏从总体上看，宦官是封建社会腐朽势力的代表者，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为祸之烈，超过东汉、唐朝的明代宦官，当然更不会例外。他们的劣迹，有史可考者，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掠夺文物，破坏古迹

1987年盛夏著者考察曾被魏忠贤破坏的“摩诃庵”，

现名“八里庄小学”。董迎建女士摄。宦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贪鄙之徒，有些人目不识丁，或仅识赵、钱、孙、李，却附庸风雅，利用手中的特权，掠夺文物。例如，武宗时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狼狈为奸，“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事见本书《钱能传》。价值连城的古物，钱能竟拥有若干柜，非巧取豪夺，从何而来？有些宦官为了攘夺古物，甚至不惜罗织罪名，制造冤狱。例如，江南松江乡间，有一只白定炉，顾炎武、董含等相继收藏、转售，后归程季白。他携炉至京，每以居奇货夸耀于人，魏忠贤风闻后，“遣人求之，不得，遂诬以谋逆，下狱身死”［211］。真乃冤哉枉也！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监石岩给自己造墓，缺大砖，竟拆毁附近的王安石墓，取其砖［212］。这是宦官破坏古迹的一个罪证。又如成化、弘治间，在大寺山古庙遗址上挖出一块古碑，“甚宏丽”，碑阴有本地经济的记载。地方百姓先是设法将碑阴遮住，不让人看见所镌文字，后来还是将碑砸碎了。为什么？因为碑阴上记载的“田亩财货之繁，恐镇守者因而生事”［213］，需索无端也。这是地方镇守太监间接毁坏文物古迹的事例。不过，最典型的例子，看来要算魏忠贤对摩诃庵的破坏。此庵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提督五军三千营军务司设监太监赵政所建，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学士费宏撰记［214］。建庵的同时，赵政即在庵内预修了自己的坟墓，指望死后在大佛身边沾点光，享受人间烟火，血食一方。此庵虽然规模不算宏大，但颇为洁静，大殿前后松桧参天，花木争荣；更妙的是“四隅各有高楼，叠石为之。登楼一望，川原如织，西山逼面而来，苍翠秀爽之嘉靖时宦官赵政像色似欲与人衣袂接”［215］。但是，天启时，有次魏忠贤路过此庵，“偶指楼曰：‘宜去之！’即日毁！自是，人相戒不过，僧日畏不测，渐逃死，庵则渐废”［216］。一座好端端的可以登临远眺西山层峦叠嶂的古石楼，就这样毁了！寺僧逃亡，人们不敢从庵前走过，此庵的衰败也就可想而知。清朝初年，“摩诃庵石楼东南北三面尚存，独缺其西一面。庵僧云即魏忠贤所毁也。”［217］魏忠贤为什么要毁掉石楼，使摩诃庵残破不全？当然不会如刘侗所载，是什么偶尔指楼，说“宜去之”。八里庄故老传闻，此庵地形似龟，庵四角的楼台俨然四只龟足，实在是块风水宝地。魏忠贤担心这里要出帝王将相，故不仅下令毁掉西面的楼台，以示砍掉一只龟足，还命令当即将山门的青石门坎打断，以示斩了龟头，使门坎遂碎成三截［218］。1987年盛夏，笔者约请一位文物工作者，冒着酷暑，去摩诃庵实地考察，此庵现名八里庄小学。3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主要是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庵内的文物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庵舍破旧，有的古松已枯死，令人感喟不已。但是，庵的东南北三角石楼基身仍在，南、北二面的石砌基身，更颇巍然，只有西面的石楼无遗迹可寻。这就表明了史料记载和民间口碑是确凿可信的，残存的石楼成了魏忠贤破坏摩诃庵的铁证。

宣扬避讳，禁用“天”字

我国古代的避讳由来已久，《左传》中即有“周人以讳事神”的记载。但先秦时期，避讳的限制还比较宽，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避讳越来越严，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闹出种种笑话，更在史书文献中埋下无数钉子，造成封建文化中纯属多余的繁复化。明代宦官的宣扬避讳，可谓不遗余力。天启皇帝的名字叫朱由校，“油”　“由”同音，宦官在宫中遂改称所用油为“芝麻水”，油漆作为漆作［219］。刘瑾强令别人对他的名字避讳，谁直呼其名，就是犯下大不敬罪。尤为荒谬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天道观，使之更神秘化，刘瑾擅权时，“禁臣民不许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只能叫方雨，参议仉天民，只好改名仉民，御史刘天和，更名刘和。刘瑾垮台后，“禁废，近有诏，人复其旧名矣”［220］。可笑的是，刘瑾被杀后，当时有人发表小评论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如是乎”［221］，以为刘瑾目中无天，终遭败亡，这对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刘瑾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2）

利用《水浒》，制造冤案

时至明末，《水浒》已经风行天下。它的作者施耐庵做梦也不会想到，《水浒》在晚明阉党的手中，竟成了造舆论、搞阴谋、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魏忠贤一巴掌将他的政敌杨涟、左光斗等人打下去后，其忠实打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手写了一个名单，将黄克赞、霍维华等五六十名紧跟阉党的小人，“目为正人”；又将韩、缪昌期等100多名反对阉党的正直之士，“目为邪党”，转送魏忠贤，对前者重用，后者黜陟。他还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将东林人士的名单悉数列入。在阉党的鼓噪声中，浙江归安的一个唯恐巴结不上魏忠贤之流宦官的奸徒韩敬，根据《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中108将的诨号，一一按到东林人士的头上，“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222］。限于篇幅，这里仅节录《东林点将录》的部分内容，以见一斑：

开山元帅：　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地劣星、活阎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223］。

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东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绝，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言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权有势，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就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来看，数量还很不少。这些碑文，绝大多数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么“达生知命，无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顺死安，名垂亿世”（《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一个个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样犯下严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乱兵杀死于土木堡后，学士钱溥给他撰写的墓志铭，竟“称其忠烈”，时人陆式斋在诗中愤然抨击道：“王阉素称慧，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229］如此颠倒是非的碑版史学，只能是遗害后世的伪史学。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3）

奴性抬头，阳刚委顿

宦官专权，毒化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马屁精、软骨虫，他们对宦官的祸国殃民，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刘瑾专权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曰晚生，曰门下生，而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230］松江人朱恩，是刘瑾的老相识，在短时期内，被刘瑾从河南按察使提拔为南京侍郎、尚书。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写给刘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写“拜上”，而写“顶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头顶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们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曾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232］国家大臣，向阉人屈膝，本身已属荒谬，而明朝要员，向宦官跪拜者却争先恐后，越来越多。对此，王世贞曾慨乎言之：“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还舞文弄墨，给刘瑾高唱赞美诗。如身为阁老的李梦阳，竟然为刘瑾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宫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在诗中感慨万千地说：“峨碑照辉颂何事，一谀死后一谀生！”［234］而至魏忠贤时期，更是一谀死后万谀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一时天下如狂，廉耻节义扫地，至此已极矣”［235］。茅元仪把刘瑾时期、魏忠贤时期大臣的表现，作了对比，感慨地说：“国之大臣，原当尽言，况督抚都御史本风纪之司乎。余幼时曾见李三才极论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闻矣。王岳为刘瑾所逐死，山东巡抚朱钦极言之，瑾亦罚米三百石而已。今竟忠贤之世，巡抚唯称颂造祠而已。此世道升降默移，而人未察也。”［236］这里所说的“世道升降默移”，正是指奴性抬头，潜移默化的结果，一身阳刚之气，敢于说真话，坚决与宦官作斗争的大丈夫，越来越少，这是明朝宦官得以横行天下，几乎弄到河决鱼烂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论，崇祯帝上台后，在处理魏忠贤“逆案”时，曾痛切地说：“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237］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揭露宦官的文艺作品

但是，与“一谀死后一谀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文苑中良知未泯、血管中还奔腾着炎黄子孙热血的文士，毕竟还大有人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宦官的倒行逆施，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给正直的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揭露宦官罪恶的文艺作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闪烁着人民性的火花，丰富了明代文化的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诗歌领域

早在成化年间，王弼即写了《舶上谣》，揭露了宦官在江南岁办，声势煊赫：“千艘飞过石头城，猎猎黄旗发鼓声。中使面前传令急，江南十月进香橙。”［238］

正德初年，江南的著名文人徐祯卿，在京中大理寺任职，“时逆瑾用事，虐刑罗织，祯卿多所平反”［239］。他在《杂谣四首》中，写到“黄符下，使者来，狗觫觫，鸡鸣飞上屋。”形象地揭露了宦官擅政时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与刘瑾进行斗争，他还写下《猛虎行》，斥责刘瑾苛政猛于虎。同一时期，高邮诗人王磐针对刘瑾之流“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在大运河中耀武扬威，“每列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240］，写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朝天子·咏喇叭》，更为人们所熟知。

正德四年（1509），刘瑾为了谄媚年轻荒嬉的正德皇帝，在朝阳门外建玄明宫，“居民皆他徙，其坟茔数千冢，力不能迁者，皆发毁，号声彻郭外”［241］。直到嘉靖上台，才下令将玄明宫和其他一些刘瑾违制建筑的房舍“拆毁改正”［242］。韩邦靖在刘瑾被剐后，曾去玄明宫参观，写下了长诗《玄明宫行》，其中有谓：“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金碗常思埋甲盾，铜驼不解生荆棘。自古威权不到头，九重一怒罪人收。几人烈焰俱灰灭，一旦冰山作水流……门掩宫河十里长，山藏陇树一千行。今古谁存三尺土？奸雄空作百年忙。……夕阳漠漠鹤迟归，却忆玄明全盛时。千人举杵万人和，九仞为台十仞池……万民累足臣屏息，四海离心主不知。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只今不独刘瑾盛，帝主旁前安可知？……三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