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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部分（第1页）

一个完整的家庭，她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我看着洛克流着泪亲吻着他从未见面的小儿子，将丽佐和大儿子维卡紧紧地揽在怀中，叔叔伸展着双臂从后面将他们拥进自己胸前的时候，看着这样美丽、令人感动的画面，不禁潸然泪下。这是多么温馨而幸福的一家人啊！这是在战争劫难后幸存的一家人啊！那我和沃尔特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一天呢？

坐在我身旁的约瑟夫见我因为沃尔特的无法回来而有些伤感和失落，于是伸出手臂揽住了我的肩膀宽慰我道：“云阿姨，不要担心，沃尔特叔叔一定很快也会回来的，你要有信心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瞧，我现在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所以叔叔不在的日子里，我会照顾你的，要是谁敢欺负你，我就会要他好看！”

他信誓旦旦的说着，脸上坚毅的神情的确有几分神似沃尔特，年满15岁的他现在长得比我还高了，经过战火的淬炼，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任由别人欺负的瘦弱男孩，而是个可以让人依靠、令人安心、令小威尔崇拜无比的大男孩，小男子汉了！我笑着拭去泪水，靠进了他并不宽厚的胸膛，搂紧了这个象我弟弟一样的可爱男孩，用力的点点头。

过了一个暖意融融的圣诞节后没多久，维也纳的拉沃夫中学就开学了。由于约瑟夫的年龄还小，参战那年中学都没有毕业，在战俘营里又没有得到合适的学历证明和技能证明推荐信，因此在百废待兴的维也纳一时间还找不到他可以胜任的工作。他见我要到维也纳工作，于是便也提出要同我一起来，不但在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之余，他还可以在我的学校里边打工边学些东西，也好为将来做些打算。

他的这个想法我倒是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说服了本还有些不太放心的众人，告别了在艾森斯塔特的家人，与约瑟夫一起回到了维也纳，在学校安排的一间公寓里带着约瑟夫就这样住了下来。

开学第一天，我重新拾起久未触碰的教鞭，带着讲义，在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好奇而期待的目光中再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心情是非常复杂的。那年，我和整个学校的老师被迫站在希特勒的画像面前违心地宣誓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当我拿着纳粹政府编制的歪曲事实、大力宣扬种族主义，纳粹主义书籍的时候，站在讲台前的我为此深深自责着自己带个孩子的不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我读着教科书上那些令人作呕的吹捧之词，听着音乐教室里的孩子们高声歌唱着“希特勒是我们的上帝”时，心里真的感觉比吃了个苍蝇还恶心。那时的我，真是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不是个为人师表的老师该做的事情，实在是侮辱了教师这个高尚的职业。

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一切都回归为零，都必须重新开始。教育，这个国之大计也得以重新走上新的历史舞台。我现在又一次站在讲台上，终于可以抬头挺胸，可以不用违背自己的良心，真正将自己的所学、将真实的世界、正确的是非观念教给这些从战争中走来的孩子们，重新树立起他们的道德观念，重新建立起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望着一屋子的孩子，我默默告诉自己，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有用的知识教给孩子们，让他们可以担负起重建德国、令德国再次崛起于世界的重任，让这一代的孩子能成为今后国家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对德国、对世界有贡献的人！

1946年以后的日子对所有奥地利和德国人来说，大多都是平静而积极的。由于战后的德国和奥地利属于受监督管制的战败国，所有城市都处于四国的军事管辖之下，因此在国际上无法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重整心情，将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如何重建国家，恢复经济，重塑人民信心的建设上来。

各大城市的重建已经进展的非常顺利了，废墟之上一批批新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很多被毁的优秀古建筑也都按照原样百分之百的重建起来，地下水管、通信、电力、煤气线路也都相继排好，供电局、邮局、商店、医院、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也逐步修建完毕，各条交通线路和设施的恢复也一日千里，居民们的食品供应也比刚停战那年要好上许多，虽然食品的种类还是很少，但是至少数量和品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遇上节假日，有时还能吃上一些新鲜水果。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当奥地利的经济情况有了起色之后，大家的日子也开始一点点的好了起来。叔叔一家终于从边境小镇艾森斯塔特搬回了维也纳。由于原来伯爵府的地基上已经在美国的管理之下修建起了一座新的六层公寓，搬进去了很多在战火中失去家园的市民，因此叔叔一家作为原土地的拥有者虽然不能再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但是作为补偿也分到了同等面积的公寓套房。

虽然洛克是个失去右手的残疾人，但好强的他不愿意就这样呆在家里吃政府救济，因此便在政府的安排下，进了一家邮政局做分信员，自食其力；丽佐则在家里尽心尽力的照顾叔叔、抚育两个孩子。

叔叔一家重回维也纳后，再三要我回去和他们同住，叔叔的意思是：一方面大家本就相亲相爱，一家人住在一起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不住学校的公寓，每月就不用交房租了，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金钱。

其实，我和约瑟夫的生活虽然过得并不富裕，但却非常充实，约瑟夫又在补读高中课程的同时，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打零工的活，我在学校教书之余还能帮着邻居家的孩子补补课，补贴一些家用，因此我们两人的薪水也足够生活，我本不再想去打扰他们一家，但拗不过叔叔的热情邀请和丽佐一家带着孩子三天两头地来“看”我，所以我也就从学校提供的小公寓里搬了出来，带着已经和沃尔特差不多高的约瑟夫一起搬回叔叔家。

翠希在这一年也和叔叔他们一起回到了维也纳，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小街里找了个沿街的小房子，在沿街一面开了一扇门，重操旧业。生意虽然比起以前还不算太好，但已经随着奥地利整个国家的经济好转也一点点的走上了正轨。这时的小威尔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懂事的他也已经能帮他的妈妈做些活计，对翠希一家来说，他们的生活也在一步步地走出困境。

而我，除了在学校教书外，一有时间我都要去看至今还关在战俘营里的沃尔特，还有就是继续打听爷爷的消息以及寻找维罗尼卡和施耐德先生的下落。

由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每批战犯所需要的时间都非常长，从调查收集犯罪资料、证据，寻找相关证人等方面入手，再经过好几轮的审讯、辩护，再到判决罪行，执行判决，每一批战犯的审结几乎都要耗时好几个月。因此关于何时审讯爷爷也就根本无法定论，我除了每次在开庭审讯新一批战犯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去柏林等消息外，几乎无法得到爷爷的任何消息。

由此受到影响的就是该如何处置纳粹的军官的政策，也因为审判战犯未完而一直迟迟未下，当所有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都已经陆续遣返完战俘后，在奥格斯堡那沿莱茵河一字排开的原本13个营地的战俘营已经是空空荡荡的了，而沃尔特和所有的军官却依旧被关押在里面，屈指算来，他们已经在奥格斯堡的战俘营里呆了整整二年了！可他们何时才能得到自由呢？

就这样，今年沃尔特的30岁生日不得不在战俘营里悄然度过了，陪他过生日的，除了我就只有营房里与他相熟的那些军官了。由于美军监管的比较严，这个生日过得惨淡之极，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庆祝聚会，更没有缠绵悱恻的款款柔情。

在我情真意切地恳求了好久之后，终于被我真诚打动的美国看守，额外放我进了战俘营，在会客室那大玻璃窗外八双眼睛的监视下，我除了说些祝福和无关痛痒的话之外，只能送上自己做的小饼干和一个轻轻的吻，作为庆贺他30岁生日的礼物。

在中国人看来，逢十的生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如果按照老家的规矩，是要大肆铺张的看戏、宴请，热热闹闹地过上几天几夜的呢！孔圣人都说：“三十而立”，可现在，我生命中至爱的这个唯一的“而立”生日，就只能这样简单的度过了，无疑它成为了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一方面我对何时沃尔特才能重得自由而忧心，另一方面对于维罗尼卡的下落也是我一直牵挂着的事情。好几次，从报社传来疑似维罗尼卡可能出现在哪里的消息，我都兴冲冲地赶去目的地，可却总是扫兴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