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5)
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
六中的“四清”运动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学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203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思想革命化运动中,主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
“四清”开始后,万明成了反面典型。同学们揭发了他两条罪状:一条是说过“托毛主席的福”。当时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常说“今天的好日子是托毛主席的福”。万明在与同学开玩笑时也说过一句“托毛主席的福”。某个跟万明最要好的同学揭发了他,批判道:你万明没资格说这话,你不配说,你说这话是挖苦讽刺。
另外一条是“四清”前,全班讨论当遇到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你应该怎么办?多数同学回答说要首先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而万明却说要首先保住自己性命,从危险中逃出来,之后再救人。结果遭到同学批判,说他贪生怕死,遇到危险先想自己。
这个万明功课门门五分,全班学习成绩最好,是数学课代表。时不时爱跟同学辩论一些政治问题,说了些大实话。结果为一些干部子弟所痛恨,认为他出身反动军官还穷狂,太嚣张了。
四清时,工作队决定批判万明。全班人人表态,上纲上线,给万明扣了很多大帽子。杜恒昌与万明同班,自然要带头与万明划清界限。原来杜恒昌经常向万明请教数学难题。自万明受批判后,他再也不找万明。最后干脆与万明断绝了一切来往,平时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装作没看见。杜恒昌对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深信不疑。从那以后,一直到离开北京去内蒙古,他没与万明说过一句话。
当时班上有个叫任建华的团员私下表示,我看不出万明怎么反动。杜恒昌还在团组织生活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个团员。工作队感觉杜恒昌政治上可靠,根红苗正,沉稳成熟,经常让他参加一些秘密会议。他最大的特点是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嘴巴严,谨言慎行。
“四清”结束后,全校发展了一批优秀学生入党,高三一班入党的就是团支书杜恒昌。
恒昌入党,众人皆服。记得在发展大会上,同学们踊跃发言,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年轻人都比较狂,不轻易服人,但大家对杜恒昌入党都心悦诚服。恒昌也很激动,表示一定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他那不善言辞、局促不安的神态,给同学们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学校干部子弟很多,却单单把杜恒昌树起来,成为同学的楷模,不是偶然的。他这人不走极端,不锋芒毕露,不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群众威信高,各科老师对他评价都很好。
“四清”后,杜恒昌与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开了距离,跟他们说话时面容严肃,没有笑意,他那总微笑的眼睛变得冷漠。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同学之间被人为地划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出身好的,一个是出身不好的。
◆“*”中杜恒昌(左二)与同学在天安门前1966年“*”开始。中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炮轰校领导。以往经常在大会上出头露面的杜恒昌似乎沉寂了,消失了,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6)
六中一向很“左”,填出身也讲究级别,父亲官儿小的不能填“革干”出身,必须是13级以上才能算“革干”。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就曾被六中红卫兵打了一顿。因为别人问她:你什么出身?她说革命干部。六中红卫兵说:你他妈也配!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按照六中红卫兵的逻辑,家里起码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干部才能填“革干”。一般县团级的干部不许填“革干”。
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儿子傅立也在六中挨了打。一天他在操场踢球,红卫兵问他什么出身?他说:“革干。”红卫兵马上抽他一皮带:你算什么“革干”?
他只好改嘴:旧军人。
红卫兵说:好,就打你个旧军人!
无缘无故给他抽了一顿。
杜恒昌出身“革军”,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所向披靡,被中央誉为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可杜恒昌参加红卫兵后,表现却相当低调,不显山露水。六中红卫兵到社会上抄家,打五类分子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抓捕痛打学校附近的流氓,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打砸抢中央音乐学院,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他仍没有参加。
比如他与万明是一个班。“*”开始后,六中红卫兵把万明抓了起来,关在小牢房。一些学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除了口头批判辱骂万明外,还一次一次地打他。可杜恒昌却从没斥责过万明一句话,更别说碰他一下。
万明说:在红卫兵打人最凶的那一段,杜恒昌是少数没训过他、骂过他、打过他的红卫兵。万明感到奇怪,杜恒昌对他这个“反动学生”的罪状知道的最多,“*”前就跟他划清界限,彼此不来往,为何“*”中却表现出少有的消极?
虽然“*”后杜恒昌这个校领导的红人不再那么风光了,靠边站了,他并未因此而去拼命巴结迎合学校的那几个“左派”高干子弟。他也没有拼命揭发校领导,来赢取“左派”头衔。不,杜恒昌从来没有。他变成了很不起眼的普通群众,不出头,不上台,不打骂黑帮,只是默默地观望,默默地思索。
◆曾与杜恒昌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战友们与杜恒昌的父母急风暴雨中,才可以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杜恒昌的善良本性在“*”中表露无遗。他不渴望当积极分子,没有参与批斗“四清”中自己整过的反动学生万明。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被统统称为“狗崽子”。可杜恒昌的嘴中一句“狗崽子”也没有说过。他对出身不好的人敬而远之,却客客气气。
他对任何人都不落井下石,包括万明,包括被夺了权的黑帮校领导。
他出身革命军人,正牌的老红卫兵,完全有资本与那些高干子弟一起去冲锋陷阵,大杀大砍,可他非但没有,还对红卫兵的很多偏激行为看不惯。红卫兵抄黑帮校领导王延春的家时,他特地叮嘱:不要打人,要登记,有个清单。
1966年8月,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所谓的流氓押到学校,剃阴阳头,拿皮带抽,还让男女彼此亲嘴——你们既然是流氓,就流氓一下嘛!不亲就打,亲也打。
万明看见了这种情景,气得大骂:“什么红卫兵,流氓!”
为此,万明被六中红卫兵视为眼中钉,把他抓起来后打个皮开肉绽。因为万明是全校人人喊打的“反动学生”,一时间在六中,对万明的态度成为检验你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可杜恒昌却对万明一声不吭,连张大字报也没写过。如果想表现的话,他整万明是很方便的。他是万明的团支书,对万明的“反动罪行”了如指掌,当万明遭到全校红卫兵万炮齐轰时,他完全可以随大流,揭露几条万明的罪状,可他没有。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