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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在中国东汉王朝光武帝时期，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地方政权向汉帝国进贡，光武帝赏其剑、镜、玉，直到今天，三件器物依然是日本镇国之重器；同时赐予日本国名：“倭奴国”。“倭”在这里并无大国对小国歧视的意味，实为“恭顺”之意。

此外，光武帝还赐“汉倭奴国王印”给该政权最高统治者，此枚金印原件于公元1784年在日本福岗出土。

公元3世纪后，列岛上逐渐兴起了一个强势地域性政权——大和。经过不断的军事扩张和政治联姻，大和朝廷统治的领土越来越大，至公元5世纪左右，已控制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

从这一时期开始，向中国学习，成为一些有开拓进取意识的日本上层贵族青年的政治追求。

公元593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圣德太子摄政，掌控了大和朝廷的实际权力。

第二年，天皇下诏，提倡佛教。为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圣德太子在与中国大陆政权继续加强来往的同时，不再以臣属自称，极力摆脱中国政权所制定的朝贡体系。

隋朝时期，日本天皇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致书隋炀帝，便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之称，圣德太子在这份外交文书中强调了日本与大陆王朝的平等地位。内政外交上的开拓意识，使他在日本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头像长期保留在日本最高纸钞上。

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他推崇中国的大一统体制，极力主张巩固皇权。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日本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

“冠位”依照才能和功绩授予，圣德太子试图以此为政改突破口，打破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这一举措为日本官僚体制的逐渐成熟奠定了较为成熟的基础。

“宪法十七条”则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同时主张以和为贵，缓和国内政治对立。

这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大豪族权力，在日本这个岛国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思想，但并没有触动日本古老的“部民制”。

所谓“部民”，大致由两类构成：在大和朝廷对外征服的进程中，被迫臣服的部族被集体安置，这是部民的一种来源；此外还有一些从事专门领域生产的“部”，比如从事农业生产的被称为田部、米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被总称为品部，这些领域的劳动者也被称为部民。

部民有少量的家庭财产和生产资料，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将他们转赠他人。部民和奴隶的人数在当时的日本总人口中超过一半。大和皇室和全国大小氏族不断占有土地，迫使大量自耕农沦落成为部民。

《日本书纪》记载：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

公元622年，圣德太子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戴上天皇的桂冠，便病殁于斑鸠宫。这个政治权威的离世，使日本列岛再一次陷入大动荡。

外戚苏我氏家族势力庞大，是当时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家族代表人物苏我稻目曾在圣德太子之前就力倡改革，并通过朝鲜半岛学习中国文化。他本人与中国的来日人员交往甚多，其家族与中国移民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关系。

圣德太子死后，苏我家族势力进一步渗向政治中心。苏我虾夷、苏我入鹿子父子排斥异己，通过血洗斑鸠宫，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的势力完全肃清，并另立天皇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动摇家族独揽朝政的地位，一步步走向改革的对立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海归派”助推日本腾飞（2）

接下来发生的“大化改新”，是对日本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改革”之一，也是之首。

这次改革，同样是要流血的。

圣德太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623年，一批曾留学中国的“海归人士”上奏天皇，建议把留学人员召回国内，助推改革：“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他们试图靠输入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来拯救国家危机。

公元640年，圣德太子在世期间派到中国留学长达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归国。在他们之前，僧旻已先期归来，并在贵族阶层中传授中国文化。

这一批经历中国隋、唐两代大变局的留学生（僧）归国之后，带回的是大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为日本社会的封建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

日本来华留学生大都会在最高学府国子监进行系统学习，然后又争取机会在唐朝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日本留学僧则被唐朝中央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师从高僧，领受佛法。这些遣唐使成为唐朝先进文化的热心继承者和播种机。

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派遣中国使节陪同赴日，进行礼节性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器物、书籍和日用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政治典章制度等在日本一步步“生根发芽”。

“大化改新”的主导人中大兄皇子以及重要辅臣中臣镰足都曾在南渊请安和僧旻等海归派门下求学，深得汉学精髓，并在这批归国人士的协助下制定了政治、经济改革的宏伟蓝图。

“坚定不移地向唐朝学习！”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政治理念。

在极权体制下，再崇高的政治理想往往都要借助血腥杀戮来实现，因为改革常常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发生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同样不能逃脱这个定律。

在“不妥协”、“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权力斗争格局下，政争就意味着你死我活。

公元645年（日本皇极女天皇四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极殿。

朝堂之上文武对列，皇极天皇正在接见朝鲜半岛的来使。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这一时刻是在举行所谓的“受贡”仪式。庄严的朝堂之上杀气弥漫，宫门瞬间被全部关闭，新一代政坛大佬苏我入鹿尚未反应过来，就被利剑穿心，当场毙命。

这次谋杀的策划者之一及直接执行者，是当朝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

在场的贵族大惊失色，就连皇极天皇本人也惊出冷汗，苏我入鹿在此前的*中曾经与她订立过攻守同盟，但是她作为过渡性领导人，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默认了中大兄皇子的政变行为。

在中大兄的背后，是其重要幕僚中臣镰足。主仆二人所策划的这次政变，改变了日本未来一千年多年的历史命运。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尽在中臣镰足的预料之中，中大兄皇子顺利将皇族和多数贵族拉拢到自己一方，并结集起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这支以私家军队为主力的部队盘踞在苏我家族雇请百济技工所建造的飞鸟寺，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迎击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的反攻。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于第二天焚宅自尽。

消灭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之后，革新力量很快组成新政权。习惯于幕后玩弄权柄的中大兄支持另一名皇室贵族轻皇子即位，是为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中大兄皇子自立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实为高级政治顾问。新政权效仿中国唐朝建制，建年号“大化”，“大化”即“伟大变化”之意。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并将首都从飞鸟（位于今日本奈良县境内）迁至难波（今日本大坂）。

二　“海归派”助推日本腾飞（3）

日本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正月，新政权颁布《改新诏书》：

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国家计口授田，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田一次；所分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