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笑呵呵地说:“那怎么可能,说实话,我对河里的礁石并不全部清楚。”
旅客惊讶地问:“你不知道哪里有礁石,怎么能开船呢,那不是很危险吗?”
船长说:“为什么要在礁石之间摸索呢?我知道深水在哪里,哪里没有礁石不就够了吗?”
船长无疑是聪明的。你想,礁石可能已经在那里存在了成百上千年了,可如果你的船撞上了它,你能说它不对吗,难道就为了不让你撞上就把它移走吗?
社会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而改变的,它内在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就像是河里的礁石,人家在那里好好的,你却非要去碰他,最后的结局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人对了,世界才会对。怎么算对呢?一句话:与人为善。
两个钓鱼高手一起到鱼池垂钓。这两人各凭本事,一展身手,隔不了多久的工夫,皆大有收获。忽然间,鱼池附近来了十多名游客。看到这两位高手轻轻松松就把鱼钓上来,不免感到几分羡慕,于是都到附近去买了一些钓竿来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没想到,这些不擅此道的游客,怎么钓也是毫无成果。
话说那两位钓鱼高手,个性根本不同。其中一人孤僻而不爱答理别人,单享独钓之乐;而另一位高手,却是个热心、豪放、爱交朋友的人。爱交朋友的这位高手,看到游客钓不到鱼,就说:“这样吧!我来教你们钓鱼,如果你们学会了我传授的决窍,而钓到一大堆鱼时,每十尾就分给我一尾,不满十尾就不必给我。”双方一拍即合,欣表同意。教完这一群人,他又到另一群人中,同样也传授钓鱼术,依然要求每钓十尾回馈给他一尾。一天下来,这位热心助人的钓鱼高手,把所有时间都用于指导垂钓者,获得的竟是满满一大箩鱼,还认识了大群新朋友,同时,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备受尊崇。另一方面,同来的另一位钓鱼高手,却没享受到这种服务人们的乐趣。当大家圈绕着其同伴学钓鱼时,那人更显得孤单落寞。闷钓一整天,检视竹篓里的鱼,收获也远没有同伴的多。
当你帮助别人获得成功——钓到大鱼之后,自然在助人为乐之余也得到丰厚的回馈。这就是与人为善的好处。
每天做对百分之五十的自己
罗斯福在白宫的时候,曾这样承认,如果他每天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时候是对的,那是他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如果这是最高的标准,是20世纪一位伟人的标准,那么,你我又该如何呢?
有人说,如果你能确定,在你一整天百分之五十五的时候是对的,你可以到华尔街,一天赚进百万元,买游艇,娶舞女了。
你能不能确定,你的正确率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十五呢?不管达到达不到,总之你肯定会有出错的时候,你出错的时候被人指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你不喜欢被别人指责,你也不要轻易指责别人。
弗兰克林年轻的时候不仅善辩,而且十分好辩。只要听到身边的人说出不正确的话,做出不正确的事,他就忍不住要给人指出来。如果那个人不服气,他一定把人辩得体无完肤。结果得罪了不少人。
一天,一位教友会里的老教友,把他叫到一边,结结实实地把他训了一顿:“弗兰克林,你太不应该了。你打击跟你意见不合的人。现在已没有任何人会理你的意见。你的朋友发觉你不在场时,他们会获得更多的快乐。你知道的太多了,以致再也不会有人告诉你任何事情………其实,你除了现在极有限度的知识外,不会再知道其他更多了。”
弗兰克林之所以能成功,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位以能干、和蔼和善于外交著名的人物。要归功于那位老教友尖锐有力的教训。那时弗兰克林的年纪已不小,有足够的聪明来领悟其中的真理。他已深深知道,如果不痛改前非,将会遭到社会的唾弃。所以他把自己过去所不切合实际的人生观,完全改了过来。
后来,弗兰克林在他的传记中这样写道:“我替自己定了一项规则,我不让自己在意念上,跟任何人有不相符的地方,我不固执肯定自己的见解。凡有肯定含义的字句,就像‘当然的’,‘无疑的’等话,我都改用‘我推断’,‘我揣测’,或者是‘我想象’等话来替代。当别人肯定地指出我的错误时,我放弃立刻就向对方反驳的意念,而是作婉转的回答,如:在某一种情形下,他所指的情形是对的,但是现在可能有点不同。不久,我就感觉到,由于我态度改变所获得的益处:我参与任何一处谈话的时候,感到更融洽,更愉快了;我谦虚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会快速地接受,很少有反对的;当我被人们指出我的错误时,我并不感到懊恼。在我‘对’的时候,我更容易劝阻他们放弃他们的错误,接受我的见解。这种做法,起先我尝试时,‘自我’很激烈的趋向敌对和反抗,后来很自然地形成习惯了。在过去五十年中,可能已没有人听我说出一句武断的话来。在我想来,那是由于这种习惯的养成,使我每次当我提出一项建议时,得到人们热烈的支持。我不善于演讲,没有口才,用字艰涩,说出来的话也不得体,可是大部份有关我的见解,都能获得人们的赞同。”
弗兰克林的方法,用在商业上又如何?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纽约自由街一百一十四号的玛霍尼,出售煤油业专用的设备。长岛一位老主顾,向他定制一批货。那批货的制造图样已呈请批准,机件已在开始制造中,可是一件不幸的事忽然发生了。
这位买主跟他的朋友们谈到这件事,那些朋友们提出了多种的见解和主意,有的说太宽太短,有的说这个那个。他听朋友们这样讲,顿时感到烦燥不安起来。这个买主立即打了个电话给玛霍尼,他说绝对拒绝接受那批正在制造中的机件设备。
玛霍尼先生说出当时的情形:
我很细心地查看,发现我们并没有错误……我知道这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清楚这些机件的过程。可是,如果我直率地说出那些话来,那不但不恰当,反而对这项业务的进展非常危险。所以我去了一趟长岛。
我刚进他办公室,他马上从坐椅上跳了起来,指着我声色俱厉,要跟我打架似的。最后他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他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照办不误。
我对他这样说:“你是出钱的人,当然要给你所适用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请你再给我一张图样。虽然由于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已花去两千元。我情愿牺牲两千元,把进行中的那些工作取消,重新开始做起。不过我必须把话先说清楚,如果我们按你现在给我的图样制造,有任何错误的话,那责任在你,我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可是,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制造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差错发现,则由我们全部负责。”
他听我这样讲,这股怒火似乎渐渐平息下来,最后他说:“好吧,照常进行好了,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只求上帝帮助你了。”
结果,终于是我们做对了,现在他又向我们订了两批货。
当那位主顾侮辱我,几乎要向我挥拳,指责我不懂自己业务时,我用了我所有的自制力,尽量让我不跟对方争论辩护。那需要有极大的自制力,可是我做到了,那也是值得的。当时如果我告诉他,那是他的错误,并开始争论起来,说不定还会向法院提出诉讼。而其结果不只是双方起了厌恶感及经济上的损失,同时失去了一个极重要的主顾。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直率地指出人家的错误,那是不值得的。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情形是这样的:
纽约泰洛木厂的推销员克劳雷,这些年来一直在说木材检查员的错处,他常在争论辩护中获胜,可是就没有得到过一点的好处。就是由于好争辩,使克劳雷所在的两家木厂,损失了上万元的钱。后来他决定改变他的方针,不再争辩了,结果如何呢?他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早晨,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那是一个愤怒的顾客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们送去工厂的木材,完全不适用。他的工厂已停止卸货,并且要求我们,立即设法把那些货从他们工厂运走。当他们在卸下一车的四分之一货时,他们的木料检查员说,木料在标准等级以下百分之五十五,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拒绝收货。
我知道这情形后,立即赶去他的工厂。在路上,心里就在盘算,如何才是处理这件事的最好方法。在平常我遇到这种情形时,就需引证出木料分等级的各项规则;同时以我自己做检查员的经验和常识,来获取那位检查员的相信。我有充分的自信,木料确实是合乎标准,那是他检查上误解了规则。可是,我还是运用了从讲习班中所学到的原则。
我到了那家工厂,看到采购员和检查员的神色都很不友善,似乎已准备了要跟我办交涉、用谈判。我到他们卸木料的地方,要求他们继续下货,以便让我看看错误出在什么地方。我请那位检查员,把合格的货放在这边,把不合格的放另一边。
经我看过一阵子后,发现他的检查似乎过于严格,而且弄错了规则。这次的木料是白松,我知道这位检查员只学过关于硬木的学识,而对于眼前的白松,并不是很在行。至于我则对白松知道得最清楚,可是,我是不是对那检查员,有不友好的意思?不,绝对没有。我只注意他如何检查,试探地问他那些不合格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没有任何暗示,并指出是他错了。我只作这样的表示:为了以后送木材时,不再发生错误,所以才接连地发问。
我以友好合作的态度跟那位检查员交谈,同时还称赞他谨慎、能干,说他找出不合格的木材来是对的。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渐渐地消失,接着也就融洽起来了。我会极自然地插进一句,那是经我郑重考虑过的话,使他们觉得那些不合格的木材,应该是合格的。可是我说得很含蓄、小心,让他们知道不是我故意这样说的。
渐渐地,他的态度改变了!他最后向我承认,他对白松那类的木材,并没有很多的经验,他开始向我讨教各项问题。我便向他解释,如何是一块合乎标准的木材。可是我又作这样的表示,如果不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拒绝收货。最后,他发现错误在他自己,原因是他们并没有指出需要上好的木料。
我走后,这位检查员再将全车的木材检查一遍,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同时我也收到一张即期支付的支票。
从这一件事看来,任何事情并不需要告诉对方,他是如何的错误。在我来讲,我替公司省了一百五十元的损失,而双方所留下的好感,那就不是用金钱所能估计的了。
20个世纪以前,耶稣曾经这样说过:“赶快赞同你的反对者。”在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牢记:尊重别人的意见,永远不要指责对方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