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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第1页)

中,我老想一旦就忘却了的,最是那个杨文林。那个情急时口吃得涨红了脸说不出话的杨文林……中学其实并没有什么同过学的特殊意义,然而往往系成一辈子的关系,是人际最初的一环。杨文林是我的中学。二十二年前我俩一块儿下乡。当年我是班里的“勤务员”,他也是。当年有种很动听的说法——“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学里的班干部,顺应地也被称为“勤务员”。如今越琢磨越别扭是不是?嗨,勤务员——好像大大的长官喊小马弁似的。

当年班长和团支部都“靠边儿站”。当年太了得的都争先恐后去当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所以当年班里的老好人我和老好人杨文林,就荣幸地被选为“勤务员”。

到了“中央文革”不想继续鼓励和放纵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重大”的革命工作可做——动员们下乡。“×××,你下乡吧,这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呀!”“你们呢?你们就留在城里继续闹革命吗?”不管多么伟大的战略部署,由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我和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杨文林推行,不遗余力,也是推不大动的。后来我俩一合计,干吗费劲不讨好哇!不就是上山下乡吗?“红后代”连死都不怕,还怕上山下乡吗?于是我俩一块报了名。多亏我俩报了名,否则,全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就是一队“娘子军”了……先坐火车,后坐卡车,再后坐马车,历时两天两夜,从城市到了北大荒,到了团部。

大喇叭里喊:“有特长的,请下车,团部门口集合!”

杨文林说:“下车!”

我说:“咱俩下车干什么呀?”

他说:“咱俩有特长啊!”

我说:“咱俩没特长呀!”

他说:“怎么没有?你是班里的象棋比赛第三名。我口哨吹得好,新年联欢会上给女生小合唱口哨伴奏过,你忘了?我俩当然算有特长啦!”我觉得他的话不无几分道理,蹦下马车,扛上行李,跟在他后面去集合,却没他那份自信。有特长的人还挺多,顷刻集合了好几十个。团部的一位干事,或者是参谋,逐个问有什么特长。问到杨文林,他矜持地回答:“吹口哨。”人家什么也不问,只说:“那边儿去!”他反问:“哪边儿呀?”人家说:“哪儿来的哪儿去!”然后去问别人了。他怔了一怔,急又问:“你你你让让我,让我,让我回城市去吗?那你,你给我开,开个证……证明……证明……是你……你……让我……回……回……回……”

人家被他逗乐了,说:“别想那么美的事儿!我是叫你回到你坐的马车那儿去。你就是那个‘连队’的啦!连队到哪儿,你就得跟到哪儿!至于你吹口哨的特长,也许你们连队以后有需要你一下的时候……”

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那些个男女知青,全都笑得东倒西歪。人家接着问我有什么特长。不待我开口,被笑得懵懵懂懂的他,抢着替我声明:“他是象棋季军!”“什么……军?”人家被他唬住了。“也就就就就是第第第三三名!”他又急了。人家看他急成那样,不好再笑他,郑重地说:“别急别急,慢慢说慢慢说。只要真有特长,谁都不会被埋没!”稳住他,转问我:“你真是第三名?也就是他说的那个什么军?”不但郑重,而且相当严肃。我刚来得及点一下头,杨文林又迫不及待地替我吹唬:“没没错儿!后来我们班的冠冠亚军都、都、都调重……重点中学去……去了……他,他,他……就是……就是全班第一!”他倒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感到委屈,分外地替我担心,唯恐我的特长被忽视。“你是你们班的第三名?”人家强忍着笑。我说:“是的。”当年我们都把自己看成饱经沧桑的大人,该说“是”的时候,从不仅仅说一个“是”字,而要说“是的”。“那么你也那边儿去吧!”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男女知青,又一次全都笑得东倒西歪……“你们连长是全团象棋比赛第三名,以后你赢了他,再来找我!”——人家还给我留了点希望。

我气得拔腿就走。不是生人家的气,没理由生人家的气,是生杨文林的气。有时候他那种自信,明明使你觉得不那么可靠,却还是很能影响你。

轮到他跟在我身后走了。一边走一边嘟哝:“不……识货!”也好,从此我俩在一个连队就没分开过。最初我当班长,他是我的战士。后来他当上了排长,我是他的“一班长”。

“一班长”或“排长”,比“勤务员”的称呼,对我俩来说又有很大新鲜感。我们沾沾自喜,足见我们当初在心理上仍是孩子。日久天长,我们彼此甚至极少有叫名字的时候了,偶尔直呼名字,反觉得失口了似的。

“一班长……”

“排长……”

整天互相这么称呼,最初的新鲜感也就没了。习惯,倒是渐渐都习惯了。而任何一种习惯的形成,其实都是以失掉原先的什么为代价的。当年我们并不能明白失掉的究竟是原先的什么。只朦胧地觉得互相间有什么的确在失掉着而已。

他吹口哨的特长曾被讥笑而使他耿耿于怀。连里组成“文艺宣传队”时,他毛遂自荐。因为他是排长,大家不好意思打击他的积极性。尽管都认为他丝毫没有文艺细胞,还是破例批准他当一名“编外”队员。全团文艺宣传队调演,台上姑娘载歌载舞,他站在侧幕情不可捺,擅自吹起响亮的口哨“伴奏”。政委总结时予以批评,认为太不严肃,坚决命令取缔这一种“伴奏”形式。

从此他再也不吹口哨。

一年后他奉命率领全排修公路,整天炸山采石。有一天他拿着块石头给我看,断定说山底下有矿脉,而且断定是铜矿。我挖苦他让他别太自信。他生了气,好几天不理我。趁一天休息,他带着那块石头,冒着零下四十度严寒,踩盈尺深雪,来回走了五十多公里,赶到团部汇报。

人家说:“就算有铜矿,那又怎么样?”他说:“什么叫那又怎么样啊!证明国家有笔财富埋藏着,咱们不能滥轰滥炸的呀!多可惜啊!”

人家说:“淘米还掉饭粒呐。这么大个国家,可惜的事儿多了。修路是为了建新点儿,建新点儿是为了开荒,开荒是为了多打粮食。咱们是农垦兵团,只管种地打粮就是了。其他的事儿你就少操心吧!年纪轻轻的,别白了头发!”

结果他乘兴而去,气咻咻败兴而归。于是他钉了一个小木匣,装了一块石头,寄往兵团总部。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于是他又钉了一个小木匣,又装了一块石头,寄往省里有关单位。还是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也不知他钉了多少小木匣,寄走了多少块石头,都寄往何方去。反正他花了不少邮费。他花这份钱,我觉得纯粹“傻青”冒傻气儿。有两次,连里负责寄信寄包裹的通讯员,嫌他那小匣子重,半路扔了。用他的邮费买了几包烟,分给全排人吸。我知道了想揍通讯员,通讯员吓得塞给我整整一包烟。我也就不吭声了。

那一年七月,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公开选举,结合无记名投票。

唱票,小黑板上写“正”字。结果我俩名列前两名,我比他多一票。当晚连长和指导员分别找我谈心。转弯抹角地,动员我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他。我明确表示我不让。我说他想上大学,我也想。我说这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尽管我俩是,我也不在这方面发扬风格。连长说:“你要知道,分配到咱连的这一个名额,是四川地质学院地矿系的名额,你就让了这次机会吧!”我说:“我才不管什么学院什么系呐,反正是大学我就去上,是我的机会我就不让!”指导员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个名额是戴帽下来的,指定了要招杨文林!”我火了,吼道:“凭什么?凭什么指定要他?!”指导员说:“你别火,听我慢慢说。人家杨文林,画了山形图,寄了矿石标本给他们,他们很感动。所以指定招收他。再说,他身体比你壮。搞地质,那是年年月月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你身体这么弱,何苦争此一次机会呀?”

连长又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比他多一票吗?他暗中动员了全排半数的人选你。要不,他的票比你的多!”我半信半疑,最后以沉默认了我的命。从那一天起,我不再跟杨文林说话。他以为将去上大学的是我,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和他闹别扭。我以为他心中有数,装模作样,送空人情,把他恨得咬牙切齿。于今回忆,当年种种,分明地,是我把他想得太虚伪了。我当年对他的恼恨,好生没道理。

直至通知书下来那一天,他才知道将去上大学的不是我而是他。

他当然很想对我解释,可我根本不听他解释。他把通知书撕了,指导员替他粘好,还盖上了连队的章,证明不是故意撕毁的……几天后,连里派三名男女知青,半陪半押解地,用马车把他送走了。男女知青们聚集在两幢宿舍外,都默默地望着坐在马车上的他,没有一个人上前和他握一下手,或道一句惜别的话。说那种情形是送行,就算是送行,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酸溜溜的成分,远比惜别的成分多得多。人真是古怪的东西,推荐时,写选票时,仿佛那仅是一次对自已公正不公正的考验,都愿意自己证明自己是公正的,可一旦眼见经自己推荐和选举的人一步跨向好运气,又嫉妒得没法形容。

分明地,他从大家那种默默相望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嫉妒。他显得那么无奈,那么惶惑,那么不知所措,仿佛他偷了每个人的东西似的。他也默默地迷惘地望着大家,不知该作怎样主动的表示,笼罩满脸的只是一种悱然的内疚。他的目光反复寻找,我明白他在寻找我。我根本就没出宿舍,我躲在窗后,隐蔽地窥视他,心中只有嫉妒,比别人强烈十倍的嫉妒……

马车一动,几名女知青哇地大哭,引得几名男知青也跟着哭。

还是没有人上前跟他握一下手,还是没有人上前跟他说一句惜别的话。如果坐在马车上的是我,那一片哭声准会使我怒火万丈,不知他当时作何想法。在那一片哭声的追随之下,马车离开了连队。

只有一个男知青喊了一嗓子:“杨文林,你小子当心别半路翻车栽到山沟里啊!”

不久我收到了他从学院寄来的一封信。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会使我记恨的事,也没有什么误解需要向我澄清似的。对于动员别人推荐我的事,他只字未提。他向我描述学院生活的种种见闻。他这个人憨性天成,绝不会想到这又将造成我对他多么大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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