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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这两首描绘春景的词，语言清新，指事类情，几近白描，贴切自然，有“小院回廊春寂寂”的日景、“梢梢新月偃”的夜景，有“山桃溪杏两三栽”、“花是去年红”的明丽色彩，也有“黄鹂三两声”的声响，“爱闲能有几人来”的“闲”字，从分体现他的淡泊宁静情怀。

脱下冠带蟒服的王安石，从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相府走出，居住在临水的“数间茅屋”里，毫无“退休后的失落感”，反倒是身着“窄衫短帽”，陶醉在溪水、山桃、溪杏、垂杨、黄鹂、新月的乡村美景了，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最令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正当他过着孤寂寥落的晚年生活时，经历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的政敌苏轼，这次前往汝州，路过金陵，特地前来拜访他。

这不免令王安石又惊又喜。一大早，他就骑着野驴，等在了岸边。苏轼望见他的影子，连帽子都没戴，就赶紧从船里，奔出来迎接他，并向他深深地拜了一下，道：“子瞻今日失礼了，竟敢一身便服来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朗声大笑，挽住东坡的手臂，道：“子瞻，礼仪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置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个性、政见的不同，苏轼几乎就是王安石的一个“翻版”：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正直热情；皆是天才人物，精通诗文史哲佛道儒，学识魄力是时代的顶峰；地方政绩突出，中央仕途几起几落，但到晚年，都淡薄名利、对自身遭遇看开了；苏轼较之王安石小15岁，考取进士、去世也整整晚15年！

人说“天妒英才”，我看确实如此：老天爷看见十一世纪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英才，要做到心胸宽广、丝毫不嫉妒，难哪！尤其对王安石与苏轼，不让这两个天才折腾一番，闹点矛盾、生些风雨、来点“激情碰撞”，老天爷如何甘心？

这次见面，王安石与苏轼惺惺相惜，彻底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两人同游钟山，“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相得甚欢。后人的笔记中，留下了他们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诸多记录。二十多天后，苏轼将要离开，王安石竟十分不舍，甚至劝他买田地定居下来，好做个邻居。

苏轼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惭愧、有些遗憾，写诗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进入朝廷，顿生不祥；惆怅不已：“司马十二作宰相矣！”

果然，司马光执政以后，连废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终于抑不住错愕、悲愤，道：“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同一年，司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之后，原先的“新旧之法”的争论，已经完全变了样，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宋徽宗时期，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闪亮登台，利用王安石的声望，打着光复“熙宁变法”的旗号，将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收拾掉”，再将“新法”变成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这样，诸多宋人及明清诸人，都将矛头直指王安石，坚持认为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纷纷跳出来辱骂他，如“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是有靖康之难”，“安石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之类。似乎，王安石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有一位少年朋友，是王安石的“骨灰级粉丝”，一直为王先生受到的指责、诽谤而愤慨不平，曾问我：“你欣赏王安石吗？”

我说：“非常欣赏，‘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酷毕！”

小朋友开心极了，又满怀欣喜地说：“那么，你一定支持王安石变法咯！”

“这个，这个嘛……”我竟有点嗫嗫唯唯，不知如何回答。

我推开窗户，看见黄浦江两岸，正在如火如荼地搞开发。我想：社会需要发展，旧城改造是必须的，拆迁也是应该的；然而，即使规划是极为先进、完美的，强制拆迁就是合理的吗？……

这样细想，实在头疼得很。我索性甩甩头，以这样的方式，彻底结束了这个苦恼的问题：

“今天，我在书房里悠闲地喝着茶，自然是敬仰王先生的人品，当然也是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反正，我又不是11世纪的宋朝小民……”

小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城外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等。

苏轼：明月几时有（1）

元丰二年（1079年）7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等文中的残语断句，以“谤讪新政”之罪，逮捕了苏轼。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