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被抓后,朝堂上下议论纷纷。
几位大臣私下商议,一位老臣忧心忡忡地说:“毕尚书一心为国,赋税之事非其一人之过,陛下此举怕是寒了众臣之心。”
另一位大臣无奈地摇头:“陛下急于求成,如今只论钱粮,恐日后地方治理堪忧。”
他们决定一同进宫面圣,为毕自严求情。见到崇祯帝,老臣率先开口:“陛下,毕自严在户部多有建树,赋税征收不力实乃时势所迫,望陛下开恩。”
崇祯帝脸色一沉:“朕亦知毕卿有功,然赋税关乎国运,今赋税不足,军饷难筹,朕如何能宽宥?”
大臣们还欲再言,崇祯帝却挥袖而去,只留下众臣在原地叹息。
朝廷大臣们纷纷上疏营救毕自严,他们深知毕自严在户部的工作并非毫无建树,赋税征收不力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绝非他一人之过。
彼时的财政困境,乃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天灾人祸的频繁侵袭,使得百姓的生产生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农业收成锐减,商业活动停滞,赋税来源自然随之枯竭;
政治腐败现象在官场中肆意蔓延,官员们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大量的赋税在征收过程中被截留挪用,根本无法足额进入国库;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与僵化,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制约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单一的农业赋税,而农业生产又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土地兼并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
然而,崇祯帝对大臣们的营救请求置若罔闻,反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自此以后,官员的考选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唯钱粮征收的多寡成为了评判官员优劣的唯一尺度,而地方治理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民生的安抚与改善、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文化教育的推广与普及等,则被彻底忽视。
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官员们纷纷将精力集中于赋税的催收与上缴,而对百姓的疾苦与诉求则变得冷漠无情。
在赋税征收的巨大压力之下,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一些官员选择了最直接却也最残忍的方式,他们变本加厉地对百姓进行搜刮掠夺,不断增加赋税的种类与额度,将沉重的负担无情地压在百姓的肩头。
百姓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生活陷入了绝境。而另一些官员则走上了弄虚作假的道路,他们通过虚报赋税征收数字、挪用其他财政款项来拼凑出看似足额的赋税数额,以此来应付朝廷的考核与检查。
这种欺上瞒下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暂时蒙蔽朝廷的视线,营造出赋税征收顺利的假象,但从长远来看,却使得国家的财政状况愈发混乱不堪,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根基被逐渐侵蚀,摇摇欲坠。
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审视明末的赋税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源深深地扎植于整个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土壤之中。
明朝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犹如一条沉重的枷锁,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活力。商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受到抑制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过于单一且脆弱,过度依赖农业赋税使得财政收入极易受到农业生产波动的影响。
而农业生产本身又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境,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犹如高悬在农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斩断他们的生计;
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或流民,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率不断下滑。
在政治体制层面,官场的腐败现象如同毒瘤一般疯狂蔓延,侵蚀着国家的政治肌体。官员们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权力寻租行为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