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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筹谋帷幄的房玄龄上（第2页）

精诚奉国

房玄龄追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深知创国立业的艰辛。他时刻铭记着这份艰难，始终保持着警醒，力戒骄奢淫逸，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房玄龄特别重视吏治问题，认为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认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国之要道，因此在选拔官吏时严格遵循“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确保每个职位都能由最合适的人担任。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于是房玄龄大力推行简政并省官吏政策，最终将文武官员总数精简至六百四十员。这样的改革不仅裁去了冗官滥职，提高了政府效率，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刚刚经历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尤为重要。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在贞观初年这个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同执掌朝政，负责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无论是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规模，还是法令、礼乐、制度等方面，他们二人都精心设计，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赢得了当时人们的赞誉。

在法律方面，房玄龄秉持宽厚平和的原则，简化律令，废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体系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订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制的基础，历经数百年而未发生重大变动，显示了其深远的影响。

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因功被改封魏国公，出任尚书左仆射，并监修国史。他日夜操劳，勤勉工作，以明达的吏事处理能力和宽平的法令政策闻名。他任人唯贤，不分贵贱，因此被誉为一代良相。

到了贞观九年（635年），房玄龄因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设有功，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637年）又被封为梁国公；贞观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留守京师，辅佐太子。尽管女儿成为了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地位显赫无比，但房玄龄始终保持谦逊，从不炫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贞观十八年（644年），当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亲自征讨辽东高句丽时，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龄留守京城长安，确保国内稳定。房玄龄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系国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知这一消息后，唐太宗李世民极为关切，不仅派遣御医为他精心治疗，还每日提供御膳，并亲自前往探望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龄心系国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诸子说：

“如今国家太平，唯独陛下对高句丽的东征不止，实为国之隐患。皇上盛怒之下决心已定，而臣下无人敢直言劝谏。我若知而不言，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际，房玄龄仍不忘国家利益，他强撑病体上表进谏，恳请李世民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对高句丽的征战。李世民看到奏表后深受感动，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感叹道：

“房公病入膏肓，却还能忧虑国家大事，真是难得啊。”

为了满足房玄龄的心愿，李世民亲临其病床前握手诀别，并立即授予其子房遗爱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中散大夫的官职，使他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儿子们的荣耀。

然而，世事终难料。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及其妻高阳公主因涉嫌谋反被捕。房遗爱被处决，高阳公主被迫自尽，他们的子女也被流放到了岭南地区。房玄龄的嗣子房遗直同样未能遭幸免，被贬为铜陵尉。由于这场变故，房玄龄原本享有的配享太庙的殊荣也不得不停止。尽管如此，房玄龄一生的光辉事迹和对国家的贡献依然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令人铭记。

主要影响

房玄龄，作为初唐杰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在辅佐秦王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征战四方的过程中，以其卓越的文采和高效的办事能力着称。据说，只要是在王府中需要撰写的文书檄文，房玄龄往往能够驻马立成，言简意赅，精准传达意图，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效率。因此被选为“十八学士”之一，成为当时备受尊敬的知识精英。

当李世民登基成为皇帝后，房玄龄更是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了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要职，成为了国家的核心决策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不仅总揽百官事务，还积极参与到国家制度的制定与改革之中。例如，他主持修订了律令、格敕，并监督编修国史，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此外，他还与魏徵合作修订了唐代礼仪，以适应新的统治需求。

在用人方面，房玄龄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不论出身贵贱，只根据个人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社会进步。他对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献于国家的发展建设中。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龄负责管理国史馆，主导完成了《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晋书》等一系列重要史籍的编纂工作，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宝库，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正因为如此，后世将房玄龄与杜如晦并称为“房杜”，视为理想的宰相典范，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