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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高宗李治 被低估的君王上（第2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

废后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她深知王皇后的心理，对其卑躬屈膝，赢得了王皇后的好感和推荐，从而加深了唐高宗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逐渐失去了皇帝的青睐。

面对废立皇后这一重大决策，唐高宗意识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当征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意见时，他们坚决反对废后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积则选择回避，而于志宁未明确表态。尽管面临强烈反对，唐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决定废黜王皇后，并在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皇后位置的更替。随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后而遭到贬谪，为武则天的权力上升铺平了道路。

移驾东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阳紫微宫内的乾元殿与应天门，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

唐高宗李治决定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策的影响远超出了宫廷内部的家务事范畴。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王皇后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亲自选定的，轻易废后被视为违背了先帝的遗愿。他们认为，如果要更换皇后，也应该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而不是出身相对低微的武氏。

这种对皇后出身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后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势力正在崛起。这种社会变迁影响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于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束缚，直接掌控政权，体现了他不愿被既有势力摆布的决心和勇气。这不仅是个人胆识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作为统治者独立决策的能力。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难具备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通过这次改换皇后，唐高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为后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在面对传统势力时的果敢和决断。

权力的移交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风眩头重，视力受到影响，难以有效处理日常政务。面对百官的奏报，李治开始将部分决策权交由皇后武则天负责。武则天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对文史有着广泛的了解，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认可。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李治逐渐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处理。

随着权力的逐步转移，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她的决断力和治理能力不仅赢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为她在朝堂内外树立了威信。这一时期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为她日后进一步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圣临朝

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她积极排除异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她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的掌权做准备。随着她在政局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李治对她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度考虑废黜她的皇后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仪草拟诏书以废黜武后。然而，这一计划很快被武则天得知。她迅速行动，直接向李治申诉辩解，成功地使李治放弃了废后的念头。在这次事件中，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及其家族因涉嫌参与废后阴谋而遭到严厉惩罚，上官仪被处死，其家族也受到牵连。

此事件之后，李治在压制武则天方面失去了主动权。从那时起，每当唐高宗上朝处理政务时，武则天便垂帘于御座之后，参与政事决策，史称“二圣临朝”。这种安排不仅象征着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标志着她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政权。

泰山封禅大典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率领文武百官及庞大的扈从队伍，与皇后武则天带领的内外命妇一同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次封禅仪式规模宏大，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人员还包括来自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等多国的使节和酋长，彰显了唐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支持宗教

次年，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成功完成封禅仪式后，颁布诏书命令全国各州分别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总计358个州因此新建了716所宗教场所。这一举措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营建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唐朝政府对宗教支持的具体体现。学者们指出，尽管唐高祖和太宗时期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真正开始大规模建设道观的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

设立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日，名将李积攻破高丽，占领平壤城，并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及其重要大臣男建等人。随着高丽全境的投降，唐高宗在此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并分置四十二州进行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领土和行政控制范围。这次军事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也体现了唐高宗时期的强大国力和对外扩张的决心。

加号天皇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颁布诏书，尊崇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在此背景下，武则天向高宗李治提出了十二项建议：鼓励农业与丝绸生产，减轻赋税和劳役；恢复三辅地区的土地给农民；停止战争，以德治国；限制奢侈品的制作；减少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以节省人力物力；扩大言论自由；防止谣言传播；要求王公贵族学习《老子》；在父亲健在的情况下，子女应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对于在上元年前被授予勋官称号的人不再追查核实；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禄；以及为长期任职但职位未达其才能水平的官员提供晋升机会。高宗对这些建议表示赞同并予以实施。

然而，由于历史记录的局限性，关于这些建议实施后的具体效果难以做出准确评估。同时，随着高宗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则天凭借其政治才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权逐渐向她手中转移。

建造奢华上阳宫

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偕同宫廷成员前往洛水北岸游玩，此地地势较高，提供了极佳的远眺视野。受到这次出行的启发，李治命令韦弘机在此建造了一座名为上阳宫的宫殿。该宫殿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据记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广的皇宫之一，享有“万方朝觐”的盛誉。不过，对于上阳宫过于奢华的问题，狄仁杰曾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规模过于宏大。

尊子为帝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李弘陪同高宗李治游览洛阳西苑的合璧宫。不幸的是，在这次出游期间，李弘在绮云殿遭遇不测，据传因误饮毒酒而亡，享年仅二十四岁。这一事件震惊了朝廷和民间，李治对爱子的突然离世感到极度悲痛。为了表达对李弘的深切哀悼与敬意，李治破例追尊已故的太子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父亲追尊儿子为帝的例子。李治以天子之礼隆重安葬李弘于洛阳郊外的唐恭陵，并且按照皇帝的标准修建陵墓。他还下令百官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并亲自撰写了《睿德纪》碑文，立于恭陵旁侧，以纪念这位早逝的太子。

唐恭陵的建造规模宏大，耗资巨大，远超之前的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壮观的唐代皇陵之一。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劳役繁重，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百姓因不堪忍受而采取极端行动，如向督造官员投掷石块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