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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族融合与对外政策（第2页）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是清朝政府对民族地区进行管辖的重要代理人，有效地控制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充分利用他们熟悉本民族特点和在本民族中的凝聚力、号召力，统辖部众，贯彻朝廷意旨，化解矛盾，就能够有效地维护清廷的统治。所以朝廷非常重视与他们的关系。对蒙古族是如此，对其他各族也是这样。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以后，清廷把位于承德的热河行宫改建为规模宏大的避暑山庄。山庄内，有青砖素瓦北方民居式的便殿、金碧辉煌旌旗招展的蒙古包；山庄外，朝廷不惜财力修建了俗称外八庙（实际是十一座）的一座座宏伟壮丽、各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喇嘛寺庙。自康熙开始，除了雍正，皇帝每年大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此处理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承德成为北京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俗称“年班”、“围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朝觐制度和木兰随围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年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有一两个月近距离地与皇帝生活在一起，结交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享受清廷高规格的优待和礼遇，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

清朝对喇嘛教和伊斯兰教都很尊崇。清朝政府在承德修建的庙宇，其富丽程度超过建在这里的皇帝的行宫，为的是接待喇嘛教宗教领袖，赢得他们的心。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到北京，第二年在北京去世，雍正派人护送其遗体回蒙古，并在库仑为他修建了庆宁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维吾尔族的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来到北京，清朝均封以王公，赐以华美的宅第，在北京西长安街为他们修建了礼拜寺，还把他们的随从兵士编为八旗的佐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厄尔德尼到承德觐见乾隆，后在北京圆寂，乾隆为他修建了清净化域塔。

三、恩威并济的两面手法

康、雍、乾三代皇帝都非常谙熟“恩威并济”的统治术，处理民族问题，他们也是遵循这个原则。上述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他们施以恩惠，维持其在本民族的地位和特权，是“恩”的体现。但当一些少数民族首领拒绝恩宠，公然反叛时，清朝的镇压也是毫不留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进行了许多战争，大都是镇压民族叛乱。清朝对蒙古在历史上对中原皇朝的威胁非常清楚，认为要消除此威胁，就要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众建而分其势”。也就是说，把它的势力和力量分散了，它就没有力量对中央构成威胁了。清廷贯彻这个方针是坚决的，当年厄鲁特蒙古部王公阿睦尔撒纳想总统权力，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乾隆晚年总结经验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这个话，大概只能内部传达，不可公开发表，否则，那些受到恩宠的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们又作何想？然而，它确实说到了问题的本质。康、雍、乾三朝采取多种策略解决民族问题，不过是这一手段的应用和表现。

土尔扈特部回国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热爱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族人民大多数时间是友好相处的，但有时也会发生民族纠纷，甚至民族战争。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愈来愈占主流，对祖国的认同感愈来愈把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土尔扈特万里回归祖国，反映了漂泊在外的赤子对祖国的一片痴情，也是康乾盛世时期民族融合的最为感人的历史画卷之一。

土尔扈特部属于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分。明朝崇祯元年，土尔扈特部为逃避准噶尔部的迫害，被迫西迁，离乡背井，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此时，沙俄势力不断向南扩张，土尔扈特部深受其欺凌压迫之苦。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曾经多次掀起反对沙俄的斗争。土尔扈特部虽然移居他乡，但始终不忘故土，与祖国的厄鲁特兄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清朝建立后，又多次派人奉表入贡，与清廷建立联系。顺治十四年（1657年），土尔扈特派代表进贡驼马二百余匹，并希望在归化城开展互市，清朝完全答应了他们的贸易请求。康熙打败噶尔丹，土尔扈特“人贡庆捷”，表示祝贺，康熙大为感动，予以优赏。后来，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崛起，继续对抗清朝，截断了土尔扈特与清朝的来往通道，阿玉奇汗就遣使假道俄国，继续与清朝保持联系。为了抚慰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专门派出由内阁侍读图理琛为团长的使团，前往探望，受到阿玉奇汗的隆重接待，阿玉奇深切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图理琛往返三年，并将这次出使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写成著名的《异域录》。乾隆时期，准噶尔叛乱被彻底平息，土尔扈特再次派使者赴京，向乾隆皇帝陈述对祖国的感情。十八世纪中期前后，沙俄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欲把土尔扈特变成它的一个行政区域，同时屡征土尔扈特人与邻国打仗，妄图使土尔扈特充当它对外扩张的工具，从而激起了土尔扈特人的强烈反抗。此时，国内曾经威胁他们的准噶尔部的叛乱已被清廷彻底制服，土尔扈特人于是决定返回祖国。

4-3土尔扈特部东归路线图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在渥巴锡汗（阿玉奇汗之孙）的率领下，土尔扈特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多人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漫漫征途。回国的路是艰难的。沙俄派兵追击，哈萨克出兵拦截，他们不得不且战且走。疾病、严寒、荒漠都没有把土尔扈特人吓倒，他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历时八个月，行程万里，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抵达新疆伊犁。这时，他们只剩下七万多人，那九万多人或在战斗中牺牲，或在严寒、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当乾隆得知土尔扈特已经到达伊犁时，激动异常，立即表示欢迎他们归来。他被土尔扈特人对祖国的真挚情感所感动，对他们遭受的苦难及付出的巨大牺牲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他下诏调发牛羊、谷米、茶叶、羊裘、毡庐等大批急需物资给归来的土尔扈特人，还拨发二百万两白银，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周到的安排，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同年九月，受乾隆皇帝的邀请，渥巴锡汗率属下赴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亲切接见了他们，赐渥巴锡汗为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下属分别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并在万树园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他们。土尔扈特部被安置在它的故乡，分设十旗，受伊犁将军管辖。乾隆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文，刻碑立于承德普陀宗乘庙，以作纪念。

六世班禅千里觐见

在乾隆皇帝七十寿辰的时候，六世班禅走出雪域高原，千里迢迢来到承德觐见，为皇帝祝寿。西藏，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归于平静。六世班禅的这一盛举，既代表了西藏心向中央的意愿，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象征，为乾隆之盛世增添了光彩。

班禅在喇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达赖和班禅都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门徒，达赖是大弟子，班禅是二弟子。宗喀巴宣称他的两个门徒都是佛陀投胎，永不死亡。即使肉体死了，灵魂也不灭，会立即再转生。所以，他们死后，就要寻找他们的化身--转世灵童，藏语叫“呼毕勒罕”。原来班禅与达赖同住在前藏首府拉萨。当时信奉红教的藏巴汗居住在后藏的首府日喀则城，与黄教对立。后来达赖宗教政府的行政首脑（巴第）桑结，向统治青海的始固汗邀兵，杀掉藏巴汗，把藏巴汗管辖的后藏地区献给黄教教主。于是达赖留在拉萨，班禅迁到藏巴汗所住的日喀则。

班禅在康熙五十二年的时候，被皇帝敕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确定他在喇嘛教的崇高地位。除五世达赖曾进京朝觐过顺治帝以外，历代达赖、班禅均未走出雪域朝觐清朝皇帝。六世班禅这次来，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乾隆盛世，西藏安宁。六世班禅巴丹益喜早就希望赴内地朝觐乾隆帝，乾隆帝也很想会见班禅，只是由于西藏与内地山高路远，班禅又未出过夫花，乾隆对其来内地实在不放心，“不便令其远涉”，所以多年来班禅一直未能成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帝七十岁寿辰。一年多之前，全国上下便开始为他“古稀”之年的万寿节盛典做准备。

六世班禅也很想藉此实现觐见皇帝之夙愿，于是通过国师章嘉活佛转奏朝廷，要求前来祝寿。乾隆欣然应允，并很快作出周密的迎接计划。将其觐见祝寿活动安排在避暑山庄，班禅直赴热河参加盛典，为的是使他避开内地的炎热，避免痘疫的感染。乾隆想把这次祝寿庆典办成重大的国事活动，届时“外藩毕集”，班禅大师领班诵经，皇帝会见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昭示盛世气象，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向心力。乾隆帝对班禅的前来表现了非常的关切，传谕在热河建造专供班禅居住的庙宇，即今承德“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庙，面积共计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建，雄伟壮观、富丽堂皇，仅两殿宝顶镀金就用了一万五千多两上等金叶。乾隆帝多次向驻藏大臣颁发谕旨，要求对六世班禅来朝事作出精心安排。他本人努力学习藏语，以与六世班禅进行交流。

4-4六世班禅像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在二千多名藏族僧俗扈从及驻藏大臣所率官兵陪护下启程东行，克服各种困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行程万余里，历时一年零一月余。其间，乾隆帝密切关怀和关照班禅之行，多次派大臣携带御用朝珠、马鞍等物，沿途劳宴，并命皇六子恒亲王同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等前往迎接。

乾隆对班禅远道而至，倍加慰问。第二天，就去“班禅行宫”回访看望班禅。按照当时的礼制，这是特殊的“恩典”。

两天后，乾隆在具有蒙藏风情的万树园宴请班禅，王公大臣、蒙古各部王公都参加了，场面十分隆重。

为了接待班禅，乾隆停止了该年的木兰秋狝，多次在避暑山庄召见班禅，询问八世达赖的情况。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的老师。他告诉乾隆，达赖已经成人，深明经典。乾隆希望班禅“扶持达赖喇嘛，大兴黄教”。班禅在热河住到八月底，他每天率众僧为乾隆诵经祝福，有时也到普陀宗乘庙讲经。成千上万的信徒前来听讲，顶礼膜拜。

九月二日，班禅来到北京，住在顺治为五世达赖特建的西黄寺。乾隆在皇宫多次召见班禅，赐宴，并给予大量的封赏。班禅在北京受到众人的欢迎和尊敬。每天去班禅驻地西黄寺的男女信徒，络绎不绝，请求祝福，其中有亲王、王公大臣，很多人就是为了一睹这位“神王”的风采。不幸的是，乾隆皇帝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班禅感染上了天花，十月二十九日出现高烧症状。乾隆遣御医诊视，并亲临探望慰问。十一月二日，班禅病情恶化，死于西黄寺，时年四十二岁。乾隆瞻见班禅遗容，泪流满面，晕厥过去。乾隆为六世班禅举办了隆重的丧礼，用赤金七千两造金塔一座，将班禅肉身迎入塔中，在西黄寺诵经百日后，派理藩院尚书博清格扶灵护送到后藏扎什伦布寺。

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内地觐见皇帝，距离五世达赖来京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喇嘛教的两位最高领袖来见清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五世达赖来京是由于清政府的“敦请”，而班禅这一次则是完全出于内心的自愿。乾隆帝对班禅的关切和照顾，有政治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是诚挚的。这个变化，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讲一步发展。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与西方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外关系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贡呈自鸣钟，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等，为中国学界带来一缕清风。泰西文明一时成了一些士大夫的时髦学问。与传教士交往，向他们学习西方科学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就是一个西学爱好者，他除了刻苦向传教士学习各门西学知识，还授给他们官职，发挥他们的长处，如任命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掌管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任用南怀仁（比利时人）、白晋（法国人）等人制造火炮，绘制地图；在外交上，也让传教士发挥作用，如在中俄交涉中，康熙曾让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张诚（法国人）从中斡旋，并充任翻译。由于他们的贡献，康熙在传教方面给予一定的方便。康熙还曾多次派传教士出使欧洲，很可惜，大都是有去无回。康熙对传教士的科学技能很重视，亲自修改传教士德里格、马国贤给罗马教皇的信，以他们的话表达自己的意愿，即希望教皇派更多的精通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的传教士来中国。但传教士的任务是宣扬宗教，甚至想用西方的宗教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这就与清朝的统治产生了冲突和矛盾。所以康熙对传教士的活动一直监视甚严。他对那些能守中国规矩、尊重中国风俗的传教士尚能敬重，但对那些惟我独尊，不许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子的传教士则不能容忍，坚决地予以限制和驱逐。特别是罗马教皇公然利用传教干涉中国内政，更让康熙不满，他晚年下谕严禁教士传教。雍正时，清政府规定，除留京效力的传教士，其余各省教士必须回澳门或回国。乾隆时又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使传教士受到极大的限制。

经康、雍、乾三朝，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基本上在清朝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他们沟通了清朝与西洋的联系。虽然他们不能代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文化，甚至带来一些在西方早已过时的学说，但毕竟属于西方近代的东西，所以，对于他们的积极作用，还要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清朝通过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了解了西方。

4-5佛教传入中国建的第一座寺庙

但是，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们所带来的进步的科技知识，在汪洋一般的儒家文化中很快就被消解融化了，而且在中国的文化宝库中，能够找到与之相类似的东西。所以，当后来代表国家的西方使者来向中国展示他们的先进技术时，中国并没有表现出震惊，更没有意识到落后。传教士让统治者了解了西方文化，但了解的结果并没有激起危机感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奋起直追，反而是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对固有文化的更加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