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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课 变通 此路不通绕道而行（第2页）

汉景帝即位后，这种矛盾日益激化，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便向汉景帝建议，削减诸王的领地，加强中央集权，以防止叛乱。消息传出后，遭到了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很多诸侯王也因此对晁错恨之入骨。汉景帝担心矛盾激化，因此很是犹豫，但晁错一再坚持削藩，终于说动了景帝，开始着手准备。

晁错的父亲听到消息后，急得从颖川老家赶到京城长安，劝晁错不要“离间骨肉”，晁错却说：“如果不削藩，刘家的天下就保不住了。”晁错的父亲气愤地说：“你只知道保刘家，就不顾我们晁家了吗？”但晁错仍然不听，晁父只得回家，不久愤而自杀。后来果真应了晁父的话——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了其余六国，起几十万大军，打着“清君侧、诸晁错”的旗号造反，汉景帝吓得慌了手脚，这时与晁错有隙的重臣袁盎向汉景帝建议说，既然诸侯造反是因为晁错，不如杀了晁错，以换取七国罢兵。汉景帝病急乱投医，很快就腰斩了晁错。但诸侯王并没有就此收兵，汉景帝这才明白诸侯叛乱并不是因为晁错削藩，而是要夺取汉朝的政权。后来，汉景帝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把叛乱镇压下去。

此后，汉景帝再也不敢提削藩了。直到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推恩令”。主父偃对汉武帝说：“古代时，诸侯的土地从未超过百里，因此国君很容易控制。如今有的诸侯拥有数十个城池，土地方圆千里。天下太平时，他们容易奢侈骄慢，做出淫乱的事来；形势急迫时，他们还会依仗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但是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会反叛。所以必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每个诸侯的子弟多达十几人，但按照规定只有嫡长子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其余的子弟却得不到尺寸之地。陛下可以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他们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必然十分高兴，拥护陛下的措施，因为陛下帮助他们实现了愿望。表面看来，陛下用这种办法施给了他们恩德，但是实际上却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这样一来，陛下不用减少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势力也削弱了。”

汉武帝听了很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众诸侯子弟的拥护，巧妙而有效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关于主父偃和晁错，我们很难说谁是谁非，谁更高尚，两相比较，有些人可能会更佩服正直的、敢作敢为的晁错。但晁错非但没能成事，而且不得好死，看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学会通权达变，否则世界虽大，我们又能找谁评理呢?

说到敢作敢为，有这样一个小笑话：一位父亲问自己的儿子：“要是遇见了狼，应该怎么做？”儿子回答：“我就逃跑”。父亲很不满意，训斥他道：“胡说，你应该用刀对付它。”儿子接着问：“那么两只狼呢？”“那就用猎枪打它们。”“要是有十条狼呢？”父亲没办法了，无奈地说：“那你还是跑吧。”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上从来不乏“狼人”，不管是为保住自己的奶酪，还是为了动别人的蛋糕，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地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而那些缺乏基本技巧却非常敢作敢为的人，往往是他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面对他们，我们必须有勇气、有骨气、有正气、有侠气，同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智慧，要懂得“角度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当客观条件不利于我们时，我们还要明白形势不由人的道理，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硬碰硬。

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处在“穷”的阶段，那就该考虑变上一变了;变通达了以后又要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持盈保泰，让这种良好的局面保持得更长久一些。总之，随时都要有这种“通其变”的意识，这样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罗梅君（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出自《周易》。众所周知，《周易》是中国第一奇书，军事家能从中看出军事，哲学家能从中看到思辨，政治家能从中看到经世治国，企业家能从中看出经营与管理，普通人也能从中看到处世良方。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上述人生智慧的原始内核，也即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不过后来，更朴实的中国老百姓又从这句话中摘出了两个字，那便是“变”和“通”，合称“变通”，用以警示后世遇事不必死钻牛角，而应该懂得通融、屈伸。

值得一提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的“穷”字，与现代人概念中的“穷”字大有不同。史载孔子去世以后，他的高足子贡做了卫国的相国，有一天，他去看望师兄原宪，见原宪的吃穿住行都不好，子贡便问：“难道你很穷吗？”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财产的叫做贫，学习了道理而不能施行的才叫穷。像我这种样子，是穷，而不是贫啊。”子贡听出师兄是话里有话，感到很惭愧，拜辞而去，此后至死都在为这次说的话而感到羞耻。

为什么子贡会为一个“穷”字而感到羞耻呢？这还得回到“穷”在古代的意义上，古汉语中的“穷”，不是指贫穷、没钱；而是指困窘，特指没有功名、官职，与“达”相对。而子贡之所以感到惭愧，也不乎是因为自知自己不像原宪那样坚持操守。

坚持操守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有些时候，坚持操守也与坚持原则一样，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而且容易被人拉大旗做虎皮。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也曾说过“君子固穷”，他的困窘是毋庸置疑的，但他能算得上君子吗？

生活中还有一些人喜欢穷较劲，在他们的脑筋里，这个世界除了他自己，就没有一个正派的人，尤其是在评价一些官员或领导时，他们不是说此人有“家庭背景”，就是说此人靠的是溜须拍马，要么说此人走的是夫人路线。如果有人是个富翁，他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富翁的“原罪”。而他自己之所以不“达”而且很“穷”，正是因为他是个君子，不肯同流合污，等等。其实我们并不否认类似现象确实存在，但类似的人，不管把他放在哪个朝代，任何社会，相信他也不会“达”到哪里，因为他已经不通情理，又怎么可能通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通情达理的历史人物——叔孙通。

叔孙通本是秦二世时的儒士，因为有文采而被征召为博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天下纷纷响应，秦二世听说后很是忧虑，曾召集各位博士问计。然而当博士们异口同声地说“百姓造反乃是死罪，希望陛下快发兵讨伐”时，秦二世却勃然大怒，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一眼就看出他是个讳疾忌医的人，于是上前说道：“如今四第安宁，怎么会有人想造反？这不过是些偷鸡摸狗的小贼罢了，皇上不必担心。”秦二世听罢转怒为喜，不仅夸奖叔孙通说的对，还赐给他帛二十匹，锦衣一件。那些脑筋灵活的博士赶紧附和着叔孙通，讨秦二世的欢喜，但仍有几个脑筋僵硬的坚持说是百姓造反，结果被秦二世投进了监狱。

可气的是，那些当时附合着叔孙通的人后来也骂他阿谀奉承，叔孙通反问他们：“不如此，我们恐怕都脱不了虎口，我有什么错？”说完便匆匆离去，后来更是索性连工作也辞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秦朝败亡在即，再留下去绝没有好果子吃。

一开始，叔孙通带着一群学生投奔了项梁，项梁死后又侍奉楚怀王，后来又投奔了刘邦，但刘邦讨厌儒生，见到儒生往往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儒生们非常生气，有人负气而走，叔孙通却看出了刘邦的心思，他脱掉儒装，改穿短小的衣服，刘邦一见之下果然非常高兴。在此后的日子里，叔孙通既不向刘邦宣讲儒学，也不向他推荐自己的学生，反而向刘邦推荐一些草莽英雄，刘邦倒是很高兴，但叔孙通的学生们饱受冷落，都暗地里骂叔孙通。叔孙通听到后耐心解释：“如今汉王正冒着刀箭争夺天下，你们这些儒生能上阵杀敌吗？我并没忘记你们，耐心等着吧。”

刘邦平定天下后，高兴了没多久，便开始烦那些功臣们，他们当中除了张良等少数几人，其余的都是没文化的，动不动就在朝堂上喝酒，喝醉了就大喊大叫，有人甚至拔剑砍殿上的柱子，让刘邦很是头疼。叔孙通看在眼里，瞅准时机对刘邦说：“儒家虽不能争天下，却善于守成。我愿为皇上召集天下的儒生，和臣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礼仪。”刘邦当即同意。但当叔孙通制定出礼仪后，散漫惯了的刘邦却嫌礼节太麻烦，于是叔孙通便因时制宜，制订了一套简便易行的礼仪制度。从此无论是谁，上朝时都要严格遵循礼仪，稍有越轨便被一旁的监视御史拉下惩治，群臣不敢不敬，刘邦看着驯服的臣子们，感慨到：“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贵啊！”当即升了叔孙通的官，又赐金五百。叔孙通见皇上高兴了，赶紧趁机提出自己的学生们也很想为皇上效力，结果叔孙通的学生们都被封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赐的金子分给了众学生，大家都高兴地说：“叔孙通先生懂得这个世界的规律和法则，堪称圣人！”

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名为《嘲叔孙通》的诗：“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做圣人。”这首诗可以代表历史学界对叔孙通的主流看法。然而我们若是暂且抛开微言大义，便不难发现，叔孙通不仅的确称得上很通，而且他的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无奈，对于当时的他和时下的我们来说，有些做法也是很有实际指导意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他好的方面，而一味地盯着他不好或者说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