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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平衡 人生就如走钢丝（第1页）

1．刚柔并济，进退有度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

——朱光潜（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易经》中载：“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淮南子》曰：“刚柔相成，万物乃形。”自古以来，能文能武，能刚能柔，一直是人们追求的至高境界。懂这种智慧的人，生活中求新、求变，遇挫折而不言败，既有男人的勇敢和魄力，又有女人的温情与柔弱。“刚”是一种威仪，一种力量；“柔”是一种收敛，一种风度。刚是一个人的精神内核；柔是一个人的躯体。人不可无刚，无刚则难以自强，无自强则很难成功；人不可无柔，无柔则难以中和，无中和则陷入孤立。

历史经验表明，很多英雄人物都是兼具“刚”与“柔”两种性格的人，刚烈，但不固执己见；柔和，但不软弱无力。一味地柔弱，就会使实力被削减，以至失败；一味地刚烈，又会导致刚愎自用，也注定灭亡。所以，做人最理想的性格应该是既懂进，又知退；既能温和，又能刚强。

中国古代四大名将之一的军事家吴起就是一个刚柔并济的人。史载吴起出生在卫国，从小不贤不孝，游手好闲，却志向远大，一心求取功名，可一来二去，功名没求到不说，反倒把偌大的家业败得一干二净。乡亲们因此耻笑他，吴起一气之下杀了30多个笑话他的人。后来他逃亡至鲁国，临走前，他咬着自己用胳膊发誓，不出人头地，绝不回卫国，把胳膊咬得鲜血淋漓。之后，他做了曾参的弟子，期间他母亲病故都没回去看一眼，因此遭到了曾子的唾弃，被开除学籍。吴起便弃文学武，学有所成后，适逢齐国人攻打鲁国，鲁君看重吴起的军事才能，想任命他为将军，但考虑到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担心他与齐国串通，因此迟疑不决。关键时刻，吴起杀了自己的妻子，以表明他与齐国没有什么关系。鲁君于是任命吴起为将军。吴起也不负重托，一战就把齐国打得大败而归。

尽管吴起的“刚”说贴切点更接近于无耻和凶暴，然而他的这种个性无疑很适合只讲暴力不讲温情的战场。自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将后，吴起曾与各路诸侯历大小战役70余场，全胜64场，战绩相当惊人。特别是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开创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领先各诸侯国的翘楚。

然而吴起也有“柔”的一面。史书记载，吴起做将军时，和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与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该士卒的母亲听闻后大哭起来。别人不解：“你儿子是个士卒，而今将军亲自为他吸疮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母亲说：“你们哪里知道啊，当年吴公也曾为他父亲吸过疮脓，他父亲感激涕零，作战时便奋不顾身，动辄拼命，最后便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脓，我不知他将会死在哪里，所以才哭啊！”

吴起是个聪明的统帅，他的聪明就表现在对刚与柔的把握上，倘若该刚的时候不强硬，该柔的时候不示弱，是不可能收拢人心的。对于一个统帅来说，“刚”时不能被摧垮，“柔”时不能被屈服，才能够以弱制强，以柔克刚。而如果只有“柔”没有“刚”，战斗力就一定会削减；只有“刚”没有“柔”，战斗力也一定会受影响。只有当刚则刚，当柔则柔，刚柔并济，才符合为“帅”之道。

“勾践灭吴”也是个典型例子。越王勾践失败后，前往吴国做人质兼奴仆，吴王夫差故意在众人面前冷嘲热讽：“越王勾践是我的马夫。”勾践俯首帖耳，装作未闻。吴王得病后，勾践还抓住时机，亲尝吴王大便，说通过屎味可知吴王之病马上就好云云。还别说，这次居然让他给蒙对了，吴王病好后当即把他放回了越国。在此后的日子里，勾践卧薪尝胆，重整军队，二十年后终于灭掉吴国。

汉初大将韩信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他胸怀大志，文武双全，但并无锋芒，少年时曾受胯下之辱，却不以为然，并不计较小人的挑衅，表现出少年英雄“柔”的一面。后来楚汉战争期间，他向刘邦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明修栈道是“柔”，暗度陈仓是“刚”，以柔掩刚，刚以柔现，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总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刚”，也没有绝对的“柔”。一滴水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千万颗一滴水，在千百年简单地重复一个动作，就产生了滴水穿石的效果；将一粒种子撒播在地里，只要它能生根发芽，就能迸发出顽强的生命的力量。我们做人，也要在心里埋一颗种子，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将勇敢和力量发挥到极至，才能在人生的战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做事宜方，做人宜圆

做人就是要外圆内方。方，就是做人的正气，具备优秀的品质。圆，就是要老练，圆通，善用技巧。

——罗梅君（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人活在世上，无非两件事；一是做事，二是做人。人们常说，做事宜方，做人宜圆。其实，人生就是“方”与“圆”之间的平衡。“方”与“圆”是相互对应的一种关系，方是刚，圆是柔；方是原则，圆是机变；方是做人之本，圆是处世之道。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讲得就是“方”的道理。反映到具体生活中就是：做官要奉守一个“廉”字，为商要做到一个“诚”字，做学问信奉一个“实”字。

与“方”对应的是“圆”。这个“圆”绝对不是圆滑世故，更不是平庸无能，“圆”指的是圆通，是一种宽厚、通融，是大智若愚，是与人为善，心智的高度健全和成熟。不因洞察别人的弱点而咄咄逼人，不因自己比别人高明而盛气凌人，不会轻易随波逐流，不会因坚持自己的特点让人感到压迫和惧怕，是潜移默化别人而不是让人感到是强加于人，这就需要极高的素质，很高的悟性和技巧，也是做人的至高境界。

“方”与“圆”结合，刚柔相济，阴阳相生，变幻无穷，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这其中包含了做人智慧的精髓，自古以来被视为做人之大智，做事之大端。为人处世中，如果能做到方外有圆，圆内有方，能方能圆，方圆合一，必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从容周旋，化危机于无形，赢得广阔的生存空间。

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位达到了“方”与“圆”平衡的大师级人物。曾国藩因剿杀太平天国有功，成为清末一代重臣。他的功劳在为自己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受到慈禧太后等高层权贵的猜忌。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依靠“装傻”等手段，巧妙躲过了很多明枪暗箭，后人谈起曾国藩时，都会提到他很多做人的“心计”。据说，曾国藩有13套本领，11套没有传下来，只有一部相书《冰鉴》和另一本《家书》流传至今。特别是在《家书》中，内容多为一些地里该播种了，该锄草了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不要因此而怀疑曾国藩的精明智慧。相反，恰恰是他的这种做法，使其在当时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

众所周知，清朝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因此对汉族官员多有提防之心。如有一次，清军在曾国藩等人的指挥下，力挫太平军，攻克了武汉，消息传到北京，咸丰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称赞了曾国藩几句，一位满族大臣马上就站出来进言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恐怕未必是国家之福吧！”咸丰帝听后，久久不语。慈禧掌权后，对曾国藩更是大大提防。所以说，曾国藩写的那些家书与其是写给家人看的，还不如说是写给朝廷看的。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通过裁军、让出一部分兵权等手段，来减少朝廷的猜忌，避免杀身之祸。

宋代宰相韩琦在这方面也称得上大行家，有两件事为证。宋英宗刚驾崩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宋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宰相韩琦，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却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然后催促人们急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担任大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是个奸佞小人，他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而另一个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琦一定有自己的办法。”韩琦坐在政事堂上，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韩琦拿出了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平日里韩琦的高尚品行，众人皆知，就连奸佞的任守忠也没有怀疑其中有诈，乖乖就范。就这样，韩琦轻易就除掉了祸患，并且不失忠厚之名。

韩琦以圆制方，以静制动，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斗争艺术，也是对“方圆”哲学的身体力行。

作家三毛曾说过：“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这样与人相处起来就方便多了。”懂方圆之道的人，也大都是普通人眼中的傻瓜。然而他们只会在小事上傻，在该糊涂时糊涂，在大事、要事以及根本原则方面，眼里却丝毫不揉沙子。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宜方而不宜圆。太过精明，会让人感到你刁钻狡猾，而对你敬而远之，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只能做一个孤家寡人。从心理学角度讲，不管是忠厚耿直的人，还是老奸巨猾的人，都不会喜欢与太过精明的人打交道，原因很简单，就是怕被算计。而那些每天抱着一把小算盘、盯着每一场买卖、死缠烂打的人，却常常会栽在算计里。精明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心理，但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过犹不及，“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才是真理。

3．福祸相依，顺其自然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季羡林（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成语，它出自《淮南子·人间训》，大概内容是：

古代，在靠近边塞的地方住着一位老者，他家养了一匹骏马。一天，马突然走失了，邻居知道后都赶来安慰他，老者平静地说：“怎见得这是一件坏事？也许是一件好事的开端呢。”过了几天，那匹马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了几匹野马。邻居知道后又纷纷向老者道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喜事。不料老者却说：“怎么见得这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件祸事也难说！”果然，如他所言，几天后，老翁唯一的儿子为了驯服一匹野马，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邻居又来安慰老者，而他却说：“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老者的话后来又得到应验：几个月后，边关燃起战火，朝廷下令所有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应征，到前线作战。老者的儿子因腿断没有应征，而村里其他年轻人都被迫去了前线，结果战争惨败，很多家庭失去了亲人，而老者却是合家欢聚。

这个故事并不是告诫人们怎么去躲避兵役，或者说如何规避危险、保全自己，而是对“福祸相依”这一客观规律的诠释。通过故事不难看出，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曲曲折折的向前行进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事先预测到前方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福祸、安危、悲喜，总是在不断的更替变换。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是《道德经》中的句子，大意便是说，祸的里面隐藏着福，福的里面也隐藏着祸，好事和坏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包括那些不可抗力。下面的故事就很有说服力。

公元1092年，宋哲宗年满十七岁，太皇太后高氏和向太后为他选出了端庄娴雅的孟氏做皇后，然而哲宗专宠容貌俏丽的刘婕妤，刘婕妤则恃宠成骄，经常冒犯皇后。有一次，福庆公主病重，孟皇后的姐姐懂医道，希望用道家符水替公主治病，皇后知道后立即禁止，并主动地告诉了哲宗。哲宗并不介意，但刘婕妤却抓住这件事不放，污蔑孟皇后搞符咒厌魅。过了些日子，刘婕妤又污蔑孟皇后搬神弄鬼，意欲对哲宗不轨。哲宗派内侍审查，早就被刘婕妤安排好的内待迅速将宦官、宫女三十余人逮捕，严刑拷打，后又伪造供词，最终孟皇后被哲宗以“旁惑邪言，阴挟媚道”的罪名打入冷宫。

战胜的刘婕妤自然而然地被晋升为贤妃，三年后又生了皇子，被立为皇后。然而机关算尽终有报，没过多久，皇子和哲宗竟先后死去。公元1100年，宋哲宗的弟弟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迎回孟氏，尊为“元祐皇后”。向太后死后，刘皇后乘机逼宋徽宗下诏废去了孟皇后。此后两年间，孟皇后住在哪里，哪里就失火，显然是有人想烧死她。最后，她只得住进弟弟孟忠厚家里。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将微、钦二帝和六宫有号位者尽皆掳走。唯有孟皇后因住在民间，幸免于难。1127年，赵构在南京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高宗尊孟氏为“元祐太后”，为避其祖父孟元之讳，改称“隆佑太后”。高宗生性懦弱，不敢抗金，从南京逃到扬州，又逃到镇江，最后跑到临安。1129年三月，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拥立3岁的皇太子赵敷为帝，企图让孟太后听政，被孟太后拒绝。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平息兵变，孟太后因拒绝为叛军服务再次脱难。公元1135年春，孟太后患了风疾，死于越州行宫，终年59岁，谥号“昭慈圣献皇太后”。

用某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孟太后这个被北宋皇室遗弃的女人，用自己柔弱的双肩将宋代皇室从北方挑到了南方。孟太后虽在杭州仅半年时间，但却是极为关键的半年。她使得刚刚诞生且正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避过了灭顶之灾，这既是南宋朝的福气，也是孟太后的福气。究孟太后一生，因福得祸，因祸得福，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有人因祸得福，也有人因福惹祸。《庄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綦有八个儿子，他想知道儿子们的未来遭遇，便请来算命师九方歅，为他的八个儿子看相，希望知道谁最有福气。九方歅说：“捆最有福气。”子綦惊喜地说：“他会怎么样呢？”九方歅说：“捆终身都会与国君一起饮食。”谁知子綦一听这话竟伤心地流下泪来，并说：“我的儿子为什么会陷入这种绝境呢？”九方歅不禁责怪他说：“与国君一起饮食，恩泽普及三族，何况父母？现在先生听到这样的好事反而哭泣，这是拒绝福分。看来儿子有福气，父亲却没有福气。”子綦忙解释说：“你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啊！捆真的有福气吗？他把酒肉送入口中，但未必知道酒肉是哪里来的！我教他们一切顺其自然，现在先生却预料到他会得到世俗的报偿，凡有奇怪的征兆，一定有奇怪的事情，这恐怕不是我与我儿子的过错，而是上天降罪于他。我正是因此而哭泣啊！”

事情的发展被子綦不幸言中。没过多久，子綦派捆去燕国办事。在途中，捆被强盗掳走，强盗认为四肢健全的人很难卖出去，不如把脚砍掉比较容易些，于是砍掉他的双脚，把他卖到了齐国。后来，捆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齐康公的守门人，终身都有酒肉可吃。然而，失去了双脚的人，怎么能算有福气呢？

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时，也要以辩证的思想去看待。不论是身处逆境也好，还是置身顺境也罢，心中都要明白，安而有危，哀乐相生，福祸相依是一种客观规律。睿智的人会懂得，人生的变数很多，我们只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以一份恬适的心境去体会，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一种人生的高度看问题，才能真正的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