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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熊比特的经济学说（第1页）

在西方经济学说中，熊彼特理论是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的。熊彼特理论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周期波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与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等重大课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和结论。其“创新理论”对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熊彼特的追随者们将它发展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以制度形成和制度变革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经济发展是指由经济本身发生的非连续性的变化和移动——熊彼特

关键概念

创新

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具体讲，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和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经济循环与经济发展

熊彼特将社会经济活动区分为两种类型：经济循环和经济发展。经济循环是指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状态，经济发展是指现代的经济成长。

资本

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

经典理论

创新与资本主义

熊彼特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山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旧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产业上的突变过程”，而且“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

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使用的支付手段，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惟有实现了“创新”的条件，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资本和利息。由于实行“创新”，即企业家实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比旧组合更有利，因而产品的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之间便产生了一种价值差额，它就是“企业家利润”，是企业家实现“创新”所应得的合理报酬。银行家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资本，因而也应获得报酬——利息。利息只能也必须来自企业家的利润。

“创新”与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由于“创新”活动引起原有均衡状态的破坏和新的均衡状态的出现而产生。由于“创新”的引进并非连续平稳，而是时高时低、时密时稀，这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创新”活动对经济的影响有大有小，时间上有长有短，因而，形成经济周期也就长短各异。

“创新”与经济周期的阶段

熊彼特认为，在创新出现之前，经济处于静态均衡状态，生产者既无利润，又无损失。企业家之所以“创新”，是因为看到了盈利机会。“创新”的结果，又为其他企业开辟了道路，其他企业相继跟随“模仿”，形成了“创新浪潮”。随着“创新浪潮”的出现，原有企业的盈利机会也就随之消失，结果是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当“创新”浪潮出现，造成对银行信贷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引起经济的高涨；当“创新”已扩大到较多企业，盈利机会消失之后，对银行的信贷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便出现“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一切与“第二次浪潮”直接有关。他指出，在“第一次浪潮”中，“创新”引起了对生产资料的扩大需求和信贷扩张，从而也就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需求扩大，物价上涨，社会上投资机会增多并出现投机。这就是“第二次浪潮”。它与“第一次浪潮”的区别是，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这就是说它没有或者很少具有本身的推动力，它的推动力来自“第一次浪潮”。同时，在“第二次浪潮”中，由于投机活动的存在，因此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成为“第二次浪潮”固有的特征。当经济中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衰退”不再直接导致新的均衡，而会出现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在此阶段，不仅投机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许多正常的状况也会遇到破坏。“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需要从病态失衡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这就会出现一个调整、恢复的“复苏”阶段。当再次出现“创新”浪潮，“复苏”又走向“繁荣”。

“创新”和多种经济周期

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所引起的，但由于经济部门极为广泛，

生产部门又各不相同，因此，并不存在单一的“创新”，而是存在着各种影响不一

的“创新”。不同的“创新”要求把新事物“引入经济”的时间不同，实现“创

新”所需要的时间不同，“创新”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同。许多“创新”

可能是互相依存的，它们构成一个较广泛的“创新”过程，最终导致多种经济

周期。

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三种长度不等的周期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大体上存在着三种长度不等的周期：长周期（或长波）、中周期（或中波）、短周期（或短波）。长周期原是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捷夫于1925年提出的，又被称为“康德拉捷夫周期”。中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首先提出的，又被称为“尤格拉周期”。短周期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的，又被称为“基钦周期”。长周期的一般长度大约是50～60年，中周期的一般长度大约是9—10年，短周期的一般长度大约是3～4年。此外，熊彼特也提到“其他形式的周期波”，如库兹涅茨周期、存货周期等。

“创新”与经济增长

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来实现。从旧的均衡到新的均衡，经历高涨和收缩的各个阶段，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总产品也会有所增加，因此，这一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即有见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但他又认为，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国家中，政府也起到经济增长的发动者的作用，它或者代表企业家从事“创新”，或者把企业家的能力汇集在一起，由一个制度机构将它们发挥出来。

在熊彼特看来，获取额外利润是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没有盈利的机会，也就没有“创新”和经济增长。熊彼特理论体系中的企业家在投资与储蓄、投资与消费之间，都选择了前者。但他又指出，个人致富仅仅是“创新”活动目的的一部分。企业家投资、积累和“创新”活动，除为个人致富外，还有心理上的特征，即具有显示个人“成功”的愿望；企业家为证明自己不同凡响，为表自己“出类拔萃”而去竭力争取事业的辉煌。熊彼特认为，这是一种“战斗的冲动”，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在支持着企业家的活动，即“企业家精神”。

熊彼特提出，由“创新”到经济增长大致有以下三个步骤：（1）为谋取额外利润而进行“创新”；（2）一些企业为分享这种利益而开始“模仿”；（3）更多的沿用旧方式的企业为了生存进行“适应”，从而使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形式等进一步推广，或更大规模的“模仿”。这一切都是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发生的，“创新”、“模仿”、“适应”推动着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资本，那些“适应”能力太差或行动过于迟缓的企业被挤垮，“创新”活动如同一阵旋风，它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造成对旧资本的破坏。

“创新”与资本主义前景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别的，而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亦即采用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产业组织的新形式的生产技术的变革过程。他的“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是以不断革新生产技术、不断进行“创造性的毁灭”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职能的。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自动化”，无需“人的作用”，“投资机会”随之消失，“企业家”已无用处，“资本主义”便无法生存，而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指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被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社会的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他对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不是由私有或私人经营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他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作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

熊彼特提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3）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

大师小传

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特利希城（现捷克境内）一个织布厂主家庭。早年就读于维也纳一所贵族中学，1901—1906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曾是庞巴维克的学生。在校期间，他还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1938）等人，由此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1907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到英国留学，求教于马歇尔和埃奇沃斯，并对只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斯推崇备至。因此，他可以说集剑桥、洛桑、奥地利三派之大成。1909年，经庞巴维克举荐，任捷尔诺维茨大学教授，1918年，改任葛拉兹大学教授。1913—191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1918年，以党外“经济专家”身份担任考茨基、希法亭所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顾问。1919年2月，任奥地利共和国财政部长，但因亲英、法和反对工业国有化，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分歧而于10月卸任。1925—1932年，任波恩大学教授，其间曾任日本客座教授，两次到哈佛大学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至逝世。其后兼任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37—1941）和美国经济学会长（1948）。

熊彼特的著作颇丰，一生共写过15本著作和200多篇论文。他的主要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1908）、《经济发展理论》（1912）、《经济学说与方法史上的阶段》（1913）、《租税国家的危机》（1918）、《帝国主义的社会学》（1919）、《施穆勒与今日诸问题》（1926）、《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2年，由作者生前所写传记评论编辑而成）、《经济分析史》（1954年，生前未完成，由其妻编辑出版），其中《经济发展理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1942年，熊彼特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标志着“创新理论”的最终完成。在书中，他用“创新”概念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崩溃和社会主义自动实现的学说。总之，“创新”成为熊彼特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动态现象的中心概念，这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的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