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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 大明律 大诰（第4页）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商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余“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犟盗”、“官吏受赃”以及“犟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上皆斩；“犟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于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主要特点《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明太祖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明太祖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主要特点

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制定伊始

按《明史·刑法志》，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占领武昌后，开始着手议订律令。1367年，朱自称吴王，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编修法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计令145条，律285条（明朝中叶以后又有条例，万历时，刑部尚书舒化定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之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适用于民间的律令条文及违犯法令的案例，分类编辑成册，颁发到州县。洪武六年（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再次修订律令，第二年书成。经过实践考察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和增删，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将大明律正式颁发，作为各级司法部门决狱量刑的依据。

历史影响

《大明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部重要的法典，有许多自己的特色，如条目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按六部立篇目等，同它以前历代的律相比，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新的发展，明律的内容大多为清律所沿袭，对清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明律》在明代前期，曾程度不同地得到实行。明代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朽，宦官专擅愈演愈烈；统治者出于应付高度激化的社会危机和进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在“遵循祖制”的招牌下，大颁各种条例，因律起例，因例生例，结果条例纷繁，奸吏因缘为欺，以例代律，任意轻重；特别是终明一代，厂卫横行，特务恐怖遍于国中，使《大明律》备受破坏。

对外影响

唐朝以来，便与中国进行密切交流的日本，对《大明律》十分的重视。日本正德时代，积极购求有关《大明律》的书籍。江户时代的享保时期是研究《大明律》最为积极的时期，如高濑忠敦编著的《明律例释义》十四卷等。日本也由此将《大明律》的理论思想引入该国的法典中。如明治初期的诉讼制度，即反映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譬如“听讼回避”“亲属相为容隐”条的规定，与《大明律》基本相同。正如日本学者宇田尚在《日本文化与儒之影响》中所说的那样：“通观德川时代三百年之法规，抽出其全体之道德要素厥为儒教。”

《大明律》对朝鲜有很深的影响，但朝鲜也不是简单的拿来。在许多方面，朝鲜仍从该国国情、民俗出发，对《大明律》有进行改动和创新，所谓“国时俗事或轻之或重之，或别立新条者多”。这说明朝鲜时代的立法者，在参考《大明律》的同时，又注意如何使之本土化。如在对“干民犯义”罪的处罚上，极端重视礼义的朝鲜便舍弃《大明律》而依唐律论断，因为此罪明律定为“杖一百，徒三年”，而唐律则或流或绞，表现了朝鲜严格奉行违礼从重的原则。与日本相比，《大明律》对朝鲜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公元14世纪，朝鲜王朝建立，太祖李成桂在即位的诏书中称：“自今京外刑决官，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追夺宣敕者及谢贴该资产没官者，乃没家产；其附过还职，收赎解任等事，一依律文科断。勿蹈前弊，街衢革去。”《朝鲜经国典》也强调：“今我殿下德敦乎仁，礼得其序，可谓德为治之本矣。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说明此时《大明律》已经成为朝鲜有效的现行法律。之后朝鲜又以洪武二十二年、三十年的《大明律》为蓝本，译成《大明律直解》。朝鲜的法典受《大明律》及《明会典》的影响，可以说是“明律介入朝鲜法，支配着朝鲜人”（《东洋法史》）。

由《大明律》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确证了《大明律》重要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大明律》是当时东方世界先进法文化的代表，在世界法制史上，《大明律》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而又居于当时世界法制前列的重要法典。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令条例，由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

三、大诰

大诰简介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在大诰序中讲述了颁行大诰的原因，接着列出目录七十四条。之后根据需要又编辑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大诰内分十种项目，颁之学宫以课士，令人人习之。参阅《明史·太祖纪三》﹑《明通鉴·太祖洪武十八年》。

内容概述

次于官吏贪污罪案的是惩治侵吞钱粮和豪右逃避粮差的罪案。如粮长交结官吏、团局造册、虚出实收、就仓盗卖、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飞洒粮差、接受赃私、包揽词讼、吊打细民，豪强劣绅买嘱官吏、诡寄田粮、洒派包荒、揽纳私吞、脱逃夫役、贪污赈济、说事过钱、起灭词讼等。对这类罪案的处理也较重，如洒派粮差，诡寄田粮者全家迁发化外，洒派诡寄之田赏给被害之民；揽纳粮物，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处死，籍没其家；说事过钱者，处死。其他案子有如诰擒恶受赏，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医人王允坚卖毒药，朱元璋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又要其交待解毒之方，为他解毒，次日枭首示众。

《大诰》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所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惩形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从《大诰》中可知，明初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杀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大诰》有明刻本传世。

传播影响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其中就有依靠政权在明国推行。《大诰》颁行时，他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据说其时各地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达十九万余人。

在洪武二十八年定本的明朝根本文件皇明祖训中朱元璋讲述了特令法外加刑的原因，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

朱元璋以为依靠政权的力量，可以使《大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维护明朝统治，在他死后，朱允炆在登基诏书中说，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军民词讼今后务要自下而上陈告，敢有越诉紊乱者罪。朱棣登基后同样要求不许深文周纳，明代中叶，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韬向皇帝上疏说：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刊行天下。

不到一百年时间，一度家藏人诵的四编《大诰》在明国影响不断变小。到了清军入关，大诰中的言论牵涉到一些敏感问题，在大清国民间事实已经成为禁书，修《明史》时，对之叙述多有谬误。近代学者颇有注意此书者，广为搜罗，“北方合公私所藏始得全帙，南中仅有范氏天一阁所藏《大诰初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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