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我从家里出发,到震泽去。
我家在震泽南边的一个地方,苏州吴江县桃源乡新亭大队第三小队,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的村庄,而我家,却是一户非典型农户。
背着母亲给我准备的炒米粉和外婆腌的咸鱼,走乡间的小路。一个小时后,我走到了震泽南边的另一个乡镇铜锣镇,到铜锣的轮船码头,坐上航船,航行在京杭大运河上,又一个小时后,我到达震泽镇,上岸,穿过震泽的街巷,来到我就读的震泽中学。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震泽师俭堂的,用的题目叫《擦肩而过》。其实,我和震泽,也很可能会擦肩而过的。假如我们全家没有下放到农村,假如我们下放到农村后父母亲不再为我们念书的事操心,假如我们下放的桃源乡有我可以念的高中,假如……我就和震泽擦肩而过了。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只有那么多的现实。现实就是,我们全家下放了,下放以后父母亲希望我们继续念书,哪怕是在农村的学校;现实就是,我在农村初中毕业的时候,桃源乡的农高中,在头一年招收了一个高中班以后,再也没条件招收新一届的高中生了。于是,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震泽中学。可是,分到我毕业的那所新贤初中的高中名额只有两名,其中必须有一名贫下中农子女,我和另一名下放干部的孩子,成为激烈的竞争对手,父母亲和老师都为我奔波求助,最后终于争取来了第三个名额,后来,我们踏上了震泽这块土地,参加了入学考试。
就这样,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我没有和震泽擦肩而过,而是和震泽相逢相遇了。
1972年,我在震泽中学读高一。这一年中,在家和学校之间这样的往往返返有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段,是一些模糊的影像,后来我的一些小说,像《杨湾故事》、《洗衣歌》、《上学去》等等,都是从这些零碎的片段中拾起来,是由这些影像组合而成的。
震泽有著名的“震泽八景”,震泽有浓郁醇厚的民俗乡风,震泽有无数的名人古迹,震泽有遍地的宝藏。于是,在许多年后重回震泽、和朋友们一起在震泽街头徜徉的时候,他们多次问我,你当年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来过师俭堂吗,到过慈云塔吗,走过思范桥、禹迹桥吗?
我无言以对。
我不记得我是否曾经穿过宝塔街,经越师俭堂,去到慈云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师俭堂,只是一座挤入了几十户民居的破旧老宅;那时候的慈云塔,紧紧封闭,周边一片荒芜,即使在大白天,胆小的女生也未必肯靠近它;而我们走过思范桥或者禹迹桥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思考过“思范”和“禹迹”的意义价值所在,它们只是江南水乡最普通最堂见的供人过河的石桥而已。
1973年初,我转学了,离开了震泽,也将那许多未曾识得的历史精华留在了震泽。
幸好还有后来。
后来,大约在二十多年以后,我开始重新走回震泽,在近几年中,更是多次来到震泽,让我有机会寻回曾经丢失和错过的东西,有机会弥补因为无知和愚昧造成的损失。沧海桑田,许多东西变化了,许多东西消失了,但是,也有许多东西,经历了漫长的埋没,反而凸现出来了,比如震泽的师俭堂、慈云寺,还有许多东西,则通过另一种方式留了下来,比如震泽八景,无论今天还剩几景,我们都能从文字中了解它们,认识它们,熟悉它们,向往它们。
四十年前,我在震泽中学读书,近几年里,我在震泽的宝塔街重新读书。震泽这部大书,读你总不厌。
我最终没有错过震泽。
历史和时代,给了我第二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