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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12＇张一：《心太平室集》，1947年版，卷8，页36。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少壮贵胄，如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对新政的领导权，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从1906年9月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1906年9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他指挥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而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企图借以削弱袁的权力。一边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力之实；一边则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气氛十分紧张，以致当时有人“恐酿大政变”，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11月6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布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决了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如当时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③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本来是冒进不已，现在要他交出权力，自然是一万个不行。但皇权煊赫，不能公开违抗，只得暗中抵制。他回天津不久，即于11月18日连上两个奏折：一、自请开去兼差；二、表面主动交出北洋军，实际要求保留部分军权。

在要求开去兼差的奏折里，他悻悻地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可是，“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所最担心的是，“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如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各部尚书为会议政务处大臣，与各国的国务大臣相似。袁为地方官，不可能参加会议，参与政务大臣一差等于自然取消。练兵处既已并入陆军部，会办练兵大臣及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实亡。新设邮传部既已管理全国邮电路政，他的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各差亦等于撤销。此外，会议商约大臣一差，由于与英、美、日各国商约已经议定，早就无事可作了。

袁世凯最害怕的是夺他的军权。清廷命令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镇。当时，一镇已调京北仰山洼，在铁良掌握之中。三镇也决定全都开往奉天驻扎。五镇在山东。六镇驻北京南苑、海淀，守卫宫门，在亲贵们身边。袁看出以上各镇非交不可。只有二、四两镇，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隶地面，可以借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个奏折中，他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旧由他“统辖督练”，只把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⑤他这种以退为进的诡计，一眼就被亲贵们看破，即使一向袒护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为了平息他的不满，清廷还是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20日，在他的奏折上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本来要求“统辖督练”二、四两镇之权，而清廷对他重申了充辖全国的军队的规定，仅批准给他暂时“调遣训练”之权。与此同时，他奏辞兼差也没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话，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请”。这一切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上谕下达的那天，他取消了原来准备出席的海河大桥落成典礼，停止了一切的约会，而托辞害病，整天留在家里。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会见了莫理逊。据莫理逊说，“他真的感冒了”。⑥

袁世凯被迫交出部分军政权力，并没有能缓和他和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由于亲贵们暗中煽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仅1907年就有五起：或说他“贪私误国”，或说他“权重势高”，甚至预言他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⑦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加上少壮贵胄日夜鼓噪，西太后虽然将这些奏折皆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甚至传旨申饬弹劾袁的人“不谅任事之艰苦”，⑧但日久天长，心中不免渐渐起了疑虑。恰好这时，奕匡力又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于是她便趁瞿鸿礻几被赶回原籍的时机，以预备立宪“枢府旧人不足应付危局”为理由，于1907年8月24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进京陛见。袁于31日进京，9月3日被召见，次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在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汉族军阀张之洞也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很明显，西太后的用意是使张和袁互相牵制。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安抚袁的不安，西太后提拔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作为对他的补偿。杨士骧受任后，“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⑨

袁世凯的兵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北方陆军各镇协的统制和协统都是他的旧人，他的亲信王士珍担任陆军部右侍郎。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奕兼外务部管部大臣，又极力维护他。西太后每有谘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所提出的建议，又能适合西太后的心意。所以，他在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势力。

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帝同在11月中旬死亡。西太后于15日病死于仪銮殿。关于光绪帝暴卒的确实日子和原因，众说纷纭。清廷官方宣布宣布11月14日光绪“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此外另有几种说法：一说袁世凯见西太后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先一日把光绪毒死；一说西太后自知不起，逼光绪服毒而死；一说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李莲英合谋，把光绪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而发表的，等等。鉴于袁世凯后来暗杀吴禄贞、宋教仁，以及毒死赵秉钧等人的情况，光绪死在他的手里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无确凿的证据。不过袁曾参与皇位继承的密谋则是真实可靠的。

西太后于垂危之际安排由三岁的溥仪（1906…1967）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西太后曾秘密征询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⑩并立即派袁克定（时为农工商部右参义署左丞）将此事密告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朱尔典表示：“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后来，袁又把朱尔典的话转告载沣，一来企图依靠帝国主义增强自己的地位，二来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忘掉夙怨。

载沣（1882…1957），是光绪的弟弟，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属于志大才疏的纨贵少之流。对于袁世凯势力的膨胀，他愤嫉已久。为把军政大权迅速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拟杀掉袁。善耆、载泽也在背后怂恿。可是他生性怯懦，惧于袁的内外奥援，不敢贸然下手。为了取得元老重臣的支持，他便以袁瞒着他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与奕、张之洞商讨杀袁。奕一听，立即表示反对，张之洞也“反复开陈”，说“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1＇载沣无奈，但又绝不愿袁再留在朝廷里。于是，在1909年1月2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勒令“开缺回籍养疴”。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

西太后一死，袁世凯本已“不安于位”，大大提高了警惕性。＇2＇当时，康有为在国外通电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要求摄政王诛袁，以“伸公愤”。各地也盛传载沣为其兄报戊戌年之仇，处决了袁世凯。袁氏消息灵通，对清廷的动静了如指掌。免官的当天早晨，他已备悉罢斥经过，异常惊惶，深恐尚有后命。当时传说有御史弹劾其北洋官费私消事。他深恐上谕发下后被辱，即由张怀芝保驾，微服逃往天津依杨士骧。后来，奕匡力、世续等力保无其事，乃于当晚又回北京锡拉胡同寓所。奉诏时，他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次日，晋见摄政王“谢恩”辞行。1月6日仓皇出京，没有隆重的送行，也同有尊荣的护送，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大有世态炎凉之感，他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3＇

对于袁世凯下台，北洋将领虽然普遍不满，但毫无公开表示。只有严修曾抗疏请收回成命，但无结果。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映也不完全一致。由于袁在主持外务部期间有明显地亲英美倾向，日本人认为袁罪有应得，而英国则表示同情袁，并对清廷强烈不满。1月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社论，赞扬袁的不寻常的才能、进步的观点以及对朝行之有效的忠诚。最后，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4＇

袁世凯不愿回交通闭塞的项城，先在河南卫辉住了几个月，6月间就迁到彰德北门外洹上村。这里原有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袁“爱其朗敞宏静”，即购此别墅，加以改建扩允，题名“养寿园”。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池水碧绿。袁曾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垂纶而坐，并召见天津某照像馆为他摄此景像，美其名曰：“蓑笠垂钓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以表示自己寄情山水，鱼樵足乐，不再闻问政治。实际上，这是他的韬晦术。他暗中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园内设“电报房”，与各地心腹爪牙常通消息，时刻预备东山再起。他曾写道：“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5＇这首以咏山水为名的歪诗，把他不甘寂寞、妄图窃国弄权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载沣放逐袁世凯后，立即另编了两协（一万二千人）禁卫军，派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管理海军；而自为各军统率，紧紧地抓住中央军权。同时，又进一步剪除袁党，以巩固自己对军政的控制。1909年2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6＇3月23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1月唐绍仪被迫乞休。2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余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特别是北洋各镇，上下各层军官都是袁一手培植起来的，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载沣等曾引用非北洋系的日本留学生替换北洋高级军官。这种尝试，也未能打乱北洋系统，而终归失败。如1910年12月，调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以湖北留日陆军学生吴禄贞（1880…1911）年接任第六镇统制。但吴禄贞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于1911年终被袁派人刺杀（见第八章第二节）。所以，帝国主义者一直把袁视为“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仍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7＇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帝国主义分子“群口相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8＇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9＇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重心的迅速变动，上层的危机更趋严重。袁被赶下台不到三年，伟大的辛革命就爆发了，清王朝从此灭亡，这都不是偶然的。历史的规律客观地向前发展着，把反动派一个一个地送进坟墓。

注释：

①张一：《心太平室集》，卷8，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