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难道‘活着’还要感受吗?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活着’吗?”
我:“不。生活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追求功利使人们穷于应付眼前的现实,只记得昨天遗留下来的事情,只记得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人事,只记得刚刚涌现的时尚潮流。他们不知道在追波逐流中逝去的是他们自己……”
森叹了一口气:“唉,是啊,人所珍惜的其实是逝去的自我,当下的自我总是由于忙碌而被淡忘。”
我:“而阳光是超越世相之上的纯粹,它没有质地,却可以感触,它既具体,又形而上,它会使陷于现实中浑浑噩噩的心灵瞬间反省自我,意识到自己‘活着’。”
森:“原来‘活着’也是不容易意识到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知道森是引用诗人臧克家的话。
我伸展视线,望着远处的街景:“阳光下的事物最逼真。看那条大街,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商场炫耀,写字楼高耸。这一切都在阳光的照耀下充满强烈的现世感。”
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16)
森眯起眼睛,也望了过去:“但绝对地说,这千姿百态的生动世相也是丝毫未受史学家粉饰的真实‘历史’啊——每一瞬间过去,它们就成为历史。”
森的敏锐触动了我的神经,诱发了我表述的激情:“哦,是啊!彩电、音响、时装、家具、汽车,这些人造的无机物品稳定、坚固、精致、耐用,难以分解,永久绵延,它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构筑起一个相对稳固的世界,被物品围绕的人们因此获得一种短视的错觉,仿佛一个劲儿奔波忙碌,大肆攫取金钱和财物,就可以克服心灵内在的空虚和惶惑。可是自然界的阳光却警示我们,一切都是短暂易逝的,物品给予人心的稳固也是假象;我们的生命,生机勃勃或安然无恙,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渐次狭窄、渐次边缘、渐次消亡的未来……”
森:“所以说,中国古人把‘光’和‘阴’连在一起称为‘光阴’,这是极为辩证的。‘光’和‘阴’是对立的统一,‘稳定’的反面就是‘流逝’,‘拥有’的反面就是‘失去’。”
我:“这是不是古人的思维受了太极阴阳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反面的东西来表达正面东西的极致?”
森:“是的。对阳光的热爱其实是对现世生命的热爱,但古人却把这种积极的情怀变为消极的感叹,用‘光阴荏苒’之类的灰色慨叹来表达对生命的深挚热爱。”
我:“这么说来,我们喜欢阴天,喜欢黑夜,喜欢遁入历史,就是以阴沉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异于别人的挚爱?”
森:“可以这么说,相对于活泼、外向、追波逐流、周旋人际等热烈的情感,安静、内向、离群索居、沉湎历史,也许是更深沉的热爱生命的方式。”
我:“说来说去,我们还是回到了历史。”
森:“呵呵,不好吗?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每一刻的现在都将变得十分轻薄。正是历史,使我们扎实地站在了眼前的每一瞬。”
我:“是的。没有历史感的人只活在当下,摆出一副轻慢万物和玩世不恭的姿态,没有心灵的内在秩序和对血脉相承的敬畏。”
森:“历史的喧哗闹腾已尘埃落定,但历史往往不能就此安息。那些早已亡故的古人,有可能在现代人装腔作势的评述中被第二次杀死,或者被供上高高的祭台,成为复活的偶像。”
我:“而且,有些人在古人精神的覆盖下总以为是自己有品位,他们评述古人时喜欢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姿态。”
森:“其实对古人的评述往往暗含阴谋,把隐匿的自我不露声色地藏进对古人的评述中,他们确信古人不会醒过来盘查他们说过的话。”
我:“所以,尊重历史,最好还历史以安静,沉落在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之外的无以分辨的安静。”
森:“随着光阴日复一日的流逝,古人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
我:“但古人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永远定格在远古的某一瞬。回想起来,屈原仿佛永远伫立在汨罗江岸边,苏东坡仿佛永远徘徊在赤壁前……”
森:“梭罗仿佛永远在瓦尔登湖垂钓,艾米莉·狄金森仿佛永远安坐在马萨诸塞州安贺斯特的豪宅里……”
我:“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别人定格在过去的某一瞬,那就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
森:“历史的向前发展有着无穷的可能性,站在历史的深处向前观望,就会发觉存在于现代世界的我和你——而且此时此刻站在这阳台上——是由无数种因缘交织、承接而成的。”
我:“这么想来,我们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生命的偶然在世感激之至吗?”
我和森深深对视着,虚化了远处的滚滚红尘。
江南人居以山水缓解人伦压抑(1)
江南人居以山水缓解人伦压抑
我和森都生在江南,长在江南,我们的骨子里都有着江南人细腻的性格。我们对这方水土既怀恋又不满,喜欢江南人的儒雅,又讨厌他们纠缠不清的人伦。我对森说,我欣赏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为人处世,但我实在忍受不了她小说里的琐碎,那种柔软的勾心斗角,足以把人缠死。森对我说,他同样欣赏一位出生江南的男性作家的为人处世,但他同样忍受不了这位作家文章里的尖锐和世故。我总结说,凡是伟大的小说家都是深谙世故的,尽管他她本人并不世故。森也总结说,中国近代以来的著名小说家很多出生在江南。
杭州西湖,是我和森无数次路过所面对的湖。有一次经过杭州,天热,我们索性不住旅馆,在西湖边坐了一夜。第二天到火车上呼呼大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