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9日,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如轻柔的纱幔,悄然覆盖在淮上这片广袤的大地。市农业局那辆崭新的2000型桑塔纳轿车,在驾驶员邢全的熟练操控下,稳稳地停在了我家门前。
我站在门口,目光与常英交汇。她的眼神中满是关切与不舍,那目光仿佛两道炽热的火焰,要将我的模样深深地烙印在心底。
微风轻轻拂过,吹起她的发丝,那温柔的模样让我的心微微一颤。
“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到周五再回来,这几天就不回了。孩子你照顾好,有事我会联系你的。”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平常,可内心却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常英眉头微微蹙起,忧心忡忡地说道:“在外一个人,千万要多留意身体,酒尽量少喝,晚上记得早点睡。”她的声音轻柔,却带着无尽的牵挂。
我微笑着回应她:“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只要你在家把自己和两孩子照顾好一切也都好了。”
言罢,我缓缓转身上车,向常英挥了挥手。车子启动,我透过后视镜,看到常英那略显孤单的身影在逐渐远去,心中莫名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壮,仿佛这一去便是生死别离。
这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
随着车子的行驶,我的思绪也渐渐飘远。回想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心中感慨万千。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步步走到现在,我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我一直坚信,只要自己坚守原则,努力做好当下的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可。然而,此刻心中却隐隐有着一丝不安,仿佛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来到农业局,熟悉的工作节奏再次展开。办公室里,文件堆积在桌子右角,厚厚一叠。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我埋首于工作之中,试图用忙碌来驱散心中的异样感觉。可那种感觉却始终如鬼魅般缠着我,让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
周三清晨,阳光柔和地洒在宿舍的窗台上,仿佛为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我吃过早饭,在宿舍整理衣物时,手不自觉地伸向了电话,想要给常英打个电话,可念头刚起,又犹豫了。想到她可能正在忙碌,我最终还是放下了电话。
我夹着包,迎着那灿烂却不刺眼的朝阳,大步朝着市政府大院走去。市农业局招待所离市政府大院大约200米,一路上,微风轻拂着我的脸庞,可我的心情却依旧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阳光洒在身上,却无法温暖我内心的寒冷。
掏出手机,看着那张新卡,不知为何,我鬼使神差地换上了常用的老卡号。心里想着这样人家联系起来方便些。如果不换这个新卡,也许后面的事情会有所不同,但此刻再去想这些假设已经毫无意义。
当我踏入办公室,市政府办督查组的人员已经等候多时。我们立即叫上驾驶员邢全出发。督查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然而,9点半,一个电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打破了这份平静。这个电话是省纪委办案组的董敬高打来的。
我匆匆跟督查组同事打了个招呼,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往国土局办案点。
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不好的猜测。我甚至想过给家属常英打个电话告知她情况,并关照一下,如果到午饭时还没接到我电话,就分别跟甄玉甄荣打电话,请他们找冒铃等人帮忙。可盲目自信的心理占据了上风,认为董敬高曾说过核对个材料就回来,没必要虚张声势,引起她的担忧。就这样,我放弃了最后一次寻求外援的机会。
就在快到董敬高的办公地点时,突然电话铃响起,拿起一看是妹妹甄盛美的电话。我问她在哪里?她告诉我,她正和河口镇的高镇长一起来市里的途中。此行是专程来找我,为的是河口镇大棚蔬菜争取资金的事。想请我出面给县农业局招呼一下,予以重点倾斜。
我让她们先到市农业局招待所等我。中午在农业局我安排午饭。在就餐时边吃边聊。讲话时高镇长就在边上,并插话欣然表示中午见面聊。就在这时,我仍自信满满,去一下核对个材料,中午笃定回来陪高镇长进餐酌酒聊事情。谁曾想,这个电话将是我作为党员干部或者说有政治生命、副处级干部身份时接听的最后一个电话。
挂了电话我让驾驶员邢权给农业局招待所打个招呼,中午增加一桌七八人左右的午餐酒宴。我表示中午参加陪客。说着车子就到了办案点门前。我让驾驶员先回去,并说:“如需要接,我会打电话给你。”
刚到办案点,董敬高那严肃而冷漠的表情便映入眼帘。他的眼神犀利,仿佛能看穿一切。他的话如同一盆冰冷刺骨的水,无情地浇在了我的心头: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有经济问题,找你来查对。从现在起,你赶紧向办案组交待自己的问题。
他的面孔和形象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我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不是说核对材料吗?怎么变成让我交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