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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儒玄佛思想转移（第1页）

世皆以汉世儒学盛行，魏、晋以后，玄学、佛学起而代之，其实非是。此时之儒家，实裂为二派：有思想者，与玄学、佛学合流；无思想者，则仍守其碎义逃难之旧耳。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三节。玄、佛之学，其道必至于终穷。何者？人之所求，莫切于养生送死无憾。斯义也，在古公产之世，本能致之。其后社会组织变坏，乃至于强陵弱，众暴寡，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斯时也，先知先觉之士，己饥己溺之徒，自将起而拯之。然不知社会变化，自有其规律，徒欲率己之意，而借政治之力以行之，遂至反以召乱。此则自周末以来，儒、法诸家，各建改革之策，而新莽萃而行之之已事也。自此以降，遂莫敢言革正制度，而欲先移易人心。此则今所谓观念论者矣，其道必至于终穷，势也。于是改革之机又肇矣。

隋及唐初，所冀望于儒家者，为化民善俗，以革任法之治。观隋文帝劝学行礼之诏，唐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礼，可以知之。其说已见第一节。然此时之所谓儒者，则仍是章句之士耳。即朝廷之所提唱者，亦不外此。《旧书·本纪》：贞观七年十一月，“颁新定五经”。《颜师古传》曰：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缪，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此所以是正经文也。《孔颖达传》曰：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新传》曰：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太宗下诏付国子监施行。大学博士马嘉运驳之，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

《新传》云：永徽二年（651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旧纪》事在四年三月，云“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焉。此所以是正注疏也。其后玄宗自注《孝经》，令元行冲为之作疏，见新旧《书·行冲传》。于开元十年六月，颁于天下。《旧纪》。文宗时，郑覃请于太学勒九经，从之。见新旧《书·覃传》。开成二年十月告成。《旧纪》。亦皆所以继前业也。孔颖达《五经正义》，后儒议之者甚多。《开成石经》，则《旧纪》明著之曰：“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旧书》多载时人议论，此盖当时舆论也。然官本之差讹，究胜于私家之紊乱，观上节所引王国维论监本之语可见。监本皆依《开成石经》，则石经之刻亦不能谓其无功。至《五经正义》，则原不过官颁之书，用以试士，未尝责学者以必从。纂辑或有未善，官颁之书类然，亦不能期之过高也。此等皆所谓章句之学。此学至此时，其势已衰，朝廷虽事提唱，亦无效可期矣。

南北朝之世，治儒学而不为章句所囿者，得二派焉：一如陈奇、业遵，说经好出己意。一则如张雕虎、刘昼、张仲让等以经世致用自负。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三节。前者犹是章句之学，特不墨守，可称别流，后者则寖抉章句之藩篱矣。此二派，当隋、唐之世，亦皆有之。前一派著闻之事，莫如魏征之撰《类礼》。《旧书·征传》曰：征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元行冲传》曰：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玄宗。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开元。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案如说之说，玄成有作，实本叔然；而行冲恚诸儒排己，著论自释，名曰《释疑》，谓孙炎之后，又有马伷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则作者初非一家。叶遵即业遵，《唐志》亦作叶增，录其《礼记注》二十卷，然《释文序录》亦作业遵，德明年代较早，疑《唐志》误也。《类礼》立学，初不废小戴之书，以类相从，便于传习，转有相得益彰之美，有何不可？而断断如此，亦固矣。行冲著论，亦未尝不出褊衷。然其言曰：“王邵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士大夫耻为章句，惟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竟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雠也。”此辈锢蔽之情形，可以想见。《崔仁师传》曰：太宗时，校书郎王玄度注《尚书》《毛诗》，毁孔、郑旧义。上表请废旧注，行己所注。诏礼部集诸儒详议。玄度口辩，诸博士皆不能诘之。郎中许敬宗请付秘阁藏其书。河间王孝恭特请与孔、郑并行。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乃条其不合大义，驳奏请罢之。诏竟依仁师议。玄度遂废。此又一《类礼》。《儒林·王元感传》曰：长安三年（703年），表上其所撰《尚书纠缪》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本，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幾、右史张思

敬，雅好异同，每为元感申理其义，连表荐之。寻下诏曰：王元感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此则逢时之王玄度耳。知幾《疑古》《惑经》之作，为论史者所艳称。观其为元感申理，元感之论议，盖亦其俦？然则知幾亦此等学派中之一人耳。此等原未脱离章句之科臼，然经籍亦为真理之一源，墨守旧说，有时转足为真知之障。能摧陷而廓清之，而求真之路辟矣。此宋人以意说经之所以可贵，而如元感等则皆宋人之先导也。

其又一派，隋末之王通盖其人？通事多出后人缘饰，然亦必其人略有此意，缘饰乃有所施，则仍可想见其为张世让一流。可见此派中人，初不甚乏也。通事因附会太过，离真太远，遂使后之考索者，并其人之有无而疑之，此亦太过。通事见于正史者，为《旧书》之王质，两《书》之《王勃、王绩传》。《旧书·质传》曰：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通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潜，质则潜之第五子。《勃传》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617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谧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绩传》云：兄通，字仲淹。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今《书》虽无通传，然可见史官有意为之立传，不能指为子虚乌有之流。然史所言通事，殆无一得实。《旧书》中《王质》《王勃》两传所言通子，即已不雠。《新书》则更甚。其《王绩传》曰：“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放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云作《六经》，与《旧书·王勃传》云作《元经》者又异。其《勃传》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逸，定著二十五

篇。”其说又为旧书所无。《传》又曰：“尝读《易》，夜梦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极，子勉思之。寤而作《易发挥》数篇，至晋卦，会病止。又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中宗复用周、隋。天宝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右相李林甫，亦赞右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酅公，尊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授崔昌太子赞善大夫，卫包司虞员外郎。杨国忠为右相，建议复用魏为三恪，周、隋为二王后。酅、介二公复旧封。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尉，阎伯玙涪川尉。”王勃文士，不似续古《尚书》、作《易发挥》、谈五运正闰者，疑后来怪迂阿谀苟合之士，又托诸勃，而《元经》之作，与五运正闰之论，甚有关系也。白牛溪之名，见于王绩之《游北山赋》。《赋》云：“白牛溪里，冈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涘。”《注》云：“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南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为俊颖。而姚义慷慨，同侪方之仲由，薛收以理学方庄周。”则俨然圣人矣。此外附会者尚不乏。《十七史商榷》引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皮日休、司空图《文中子碑》，及《图三贤赞》四篇。龟蒙称通作《王氏六经》，不知即《新书·王绩传》所据否。日休称其作礼论、续诗、元经、易赞，其说亦相出入。据诸文，则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薛收、李靖、李，皆其门

人，其所言弥恢廓矣。然此诸文之真伪，亦不可知也。通所著《中说》，《隋志》著录十卷，果通所作与否无可考。今所传者，为宋阮逸注本。《容斋续笔》曰：“今《中说》之后，载文中子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按淹以贞观二年（628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疑为阮逸所作。”《困学纪闻》曰：“《中说》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会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隋无此名。”又曰：“郑毅夫论《中说》之妄，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592年），通时年八九岁，而有德林请见；关子明，太和中见魏孝文，如存于开皇间，亦百二三十岁，而有问礼于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读书志》，谓薛道衡仁寿二年（602年）出襄州，通四年始到长安，其书有薛公见子于长安。用此推之，则以房、杜为门人，抑又可知也。”又有所谓龚鼎臣注者，《书录解题》著录。《玉海》谓其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分篇与阮本不同，文亦多异，盖不慊于阮本而后出之伪书也。《通鉴》纪通事，在仁寿三年（603年），云是岁，通诣阙献太平十二策。所言与前述无异，亦不足据也。其后乃有啖、赵。《新书·儒学传》：啖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殁，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矣。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古语曰：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礼之失也。助爱《公》《穀》二家，以《左氏》解义多缪，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凿意多此类。《十七史商榷》云：“陆质《纂例》云：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缪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云云。是则陆质之意，以丘明为夫子以前贤人，非作传者，而作传者别是一人。宋祁不考，以质说为助语，失之。”案此特考证之异，不害其宗旨之同。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质别有传，次《王叔文传》后。云：明《春秋》，师事赵匡，匡师啖助，质尽传二家学。又云：质素善韦执谊。方执谊附叔文，窃威柄，用其力，召为给事中。宪宗为太子，诏侍读。质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时执谊惧太子怒己专，故以质侍东官，阴伺意解释左右之。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曰：“陛下命先生为寡人讲学，何可及他？”质皇惧出。执谊未败时，质病甚。太子已即位，为临问加礼。卒，门人以质能文圣人书，通于后世，私共谧曰文通先生。《旧书》啖助无传，质则在《儒学传》，与《新书》略同。然《新书》言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是质尝屡有言也。《旧传》云质发言，上果怒，《旧传》于宪宗即位后追叙，故云上。则仅一言之而已。二说抵牾，即知其原出附会。宪宗阴鸷，顺奄竖之旨而篡父位，曾无所愧怍于心，果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