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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故事就是讲故事，把最精彩的故事讲出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为了追求精彩而忽略过程，有足够的过程积累，那个精彩的结果才有爆发力。其实从来没有一个人坐下来跟我讲过凤凰的节目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些点点滴滴话语，就慢慢教会了我，而且我觉得每做一个片子，我都有特别特别多的收获。

四年里每一部片子的播出日期我都记得

记者：在凤凰工作有压力吗？

姜又兮：我觉得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我从来没有因为凤凰要什么我怕我做不出来而感到压力，因为凤凰从来不设置模板，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说，在凤凰挣的少，在我们这个圈里头，别的台一分钟能挣多少钱，可能凤凰挣的少，可是在我做完第一个片子以后，我觉得我太喜欢这个平台了，就是它没有模板给你，你做完只要它是合理的，就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个策划叫阿忆，我记得看我第一版的庄则栋的时候他也在看，看完以后阿忆就跟我说：“我觉得一个片子里边能有一个地方触动我，它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阿忆虽然不是凤凰人，但是他说的这种宽容就是凤凰的一个立场，我觉得凤凰也是这样，只要你拿出来的东西是合理的，有触动人心的地方，凤凰就认可你，而不是说必须得符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感觉到有压力，你要说有压力的话，我的压力都是来自我自己的，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要一遍一遍地改，一直要改到播出前。这个过程是痛苦又幸福的，很痛苦，特别特别痛苦。

记者：你在凤凰最痛苦的是哪部片子？

姜又兮：《回眸三峡风雨录》，简直不要说有多么苦了。几天就睡几个小时，有时候平均下来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就是到那个时候，闭上眼睛睡觉，做梦脑子里都是片子里的事。怎么把握这几个片段？像搭积木一样，到底怎么弄好？把它搬到不同的顺序以后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记者：那种创作的激情？

姜又兮：我是一旦进入后期，就根本睡不了踏实觉，老是在想片子的事。而且我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跟我在一块的人最后都受不了我了，就是我要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跟自己思辩，因为我老是得不出结论，所以我老是抓着别人跟别人讲，就说我给你讲讲这个事，直到把对方都讲成一个专家了，经常是这样。人是一种魔症的状态，整个生活里头全是这个东西。

可以这样说，我每一部片子的播出日期我都记得，就是因为后期太苦了，每天那个日期都在你脑子里印着，所以这四年里每一部非常苦的片子的播出日期我都记得。

记者：这是不是典型的凤凰人的激情？

姜又兮：我觉得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和我们老板没有直接谈过话，但我觉得他对凤凰人的影响在无形中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做凤凰8周年纪念的《凤凰大视野》，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们把老板所有的谈话都看了，虽然我没有直接跟老板谈过话，都是看他的讲话，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特别磁场的人，他有一种特别的鼓动力，就是他说完话之后，会让你听了觉得你必须得去做很多很多事情，你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就是你应该去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值得你去做，而且你会把它做得很好，每次你一看他的讲话，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有这么一种力量。我认为这不只是对老板的一种崇拜，而是凤凰人身上共有的激情特质。

阮次山（1）

阮次山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首席时事评论员

公元二00一

口述人：阮次山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首席时事评论员

口述时间：2005年9月8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我访问别人，拿一份东西在手里，那都是假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

记者：阮先生，能否说一下您个人的经历。

阮次山：我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个人经历比较幸运，两岸三地都有读书，在美国住了30年，对美国的上流阶层和媒介都比较了解。我以前以平面媒体为主，在美国也经常应邀在电视发表评论。在电视上发表言论我并没有刻意去表演，我认为这是我的本能。我来凤凰也是很奇怪的，我讲话不是很流利，老板也知道的，他就跟我讲：“你绝对不能念稿，你这样磕磕巴巴的，人家反而愿意听。这是人缘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我访问别人，我拿一份东西一份词，那都是假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如果我访问一个人手上没东西，人家会觉得你没准备，所以我会装模做样，拿一份东西在手上。

记者：您认为“时事评论员”要具有什么能力？

阮次山：游历两岸三地，定居美国生活，过去几十年，给了我很多得天独厚的职业优势。我现在的视野比较宽，对大事件能够作出及时反馈，这个反馈并不是你在海外生活过，就能具备“国际视野”，而是要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面了解，不能一知半解；要在熟悉国际法和相关法则的基础之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预见，一个评论员更要有预见能力；评论员不是总结心得，而是根据平时的知识底蕴，作出权威而且精确的分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