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田范正被骂得脸上无光,顿时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人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荻洲的所谓全线反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日军费尽力气组织反击,企图从南翼包抄苏军,却不知道苏军也在包抄他们——当天,苏军南北集群中的坦克部队在日军防守阵地的后方会合,初步实现了大反攻计划中的战役包围。
接下来,朱可夫要做的,除了继续收紧包围圈外,就是把这块已在掌握中的蛋糕一块块切开,然后分食。
对此情形,身为普通医官的松本比利令智昏的高级官佐还要看得更为真切。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诺门罕地区已经到处布满苏联兵和蒙古兵,而且苏军还在从西岸涌来,松本的形容是,“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在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坦克装甲车卷起漫天尘土,苏蒙军的呐喊声直冲云霄,几有撼山之势。松本说,在那一刻,虽然明知这是敌人在举行大进军,但他还是从心里面感到佩服,甚至幻想那是日军的大部队,自己可以加入进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苏军的进攻下,很多高地都插上了红旗,日军少弹乏粮,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挣扎。
1939年8月25日零点,搜索队撤出了弗依高地,这是一次自发的撤退行动。
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
在与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手里只有一张师团给他的最后命令:“死守到底。”
井置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军官们都认为,以眼下这种情况,死守已无必要,也守不下去,等于是大家白白送命,倒不如先撤出阵地,补充之后再杀回弗依高地。
作为指挥官,井置的选择非常有限。高地被苏军包得有如铁桶一般,要想突围成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就算能突围出去,仅擅自撤退的罪名,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就战场道义而言,井置是一个不错的军人。因为他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命令:“天黑以后,守备部队全体突围。”
由于连日水米未进,士兵们疲困至极,撤退时,大部分士兵都是抓着前面人的腰带,才得以蹒跚而行,假如一松手,就只有留在阵地上等死的份儿。
苏军晚上只围不攻,为了防止夜袭,还会远远避开,这使得搜索队残部能够以夜色为掩护,撤出了弗依高地。在诺门罕战场上,这是日军唯一得以整建制撤出的联队。
苏军的包围和猛击,终于让日军指挥高层那涨得发昏的头脑有所清醒。荻洲、小松原、辻政信都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不妙。
正常情况下,这时候他们应该趁插到后方的苏军坦克部队尚未把门锁死,赶紧组织部队向后撤退,起码要边打边撤,可是朱可夫所称的这些“昏庸无能的高级军官”没有人会这么想,也没有人愿意这么想,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反击来找出路,将守势转为攻势。
植田下令调驻牡丹江市以东的第2师团、野战重炮兵联队、速射炮部队到战场,森田范正的左翼兵团因为没有完全“猪突”,还留有实力,被命令继续进行反击。
那些在高地苦苦支撑的固守部队,全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左翼兵团能给他们带来好运,荻洲和小松原也一直催促着森田范正赶快动手,但这时候面对苏军的进攻,森田范正忙于招架,哪里腾得出手。
1939年8月25日早晨,固守部队听到的不是自家左翼兵团发起反击的好消息,而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
除了进攻之外,苏军还实施了神经搅乱战术。
诺门罕战前,日本有一个叫冈田嘉子的电影明星兼歌手,后来随身份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情人私奔到苏联。战斗打响后,冈田便主动要求进行对日宣传。
苏军通过大喇叭扩音器,在阵前重复播放冈田“快放下武器回家乡”的日语讲话,同时还伴以日本民谣小调。
广播一结束,苏军飞机便撒下大量传单和劝降书,传单飘飘而下,就像下大雪一样。
神经搅乱战术其实就是攻心战,“四面楚歌”平时未必见效,但到“垓下之围”时,却足以搅乱对方的心神和意志。在士兵们眼里,讲话、民谣、传单乃至于劝降书,赫然就是一枚枚精神炸弹。
没有水的井
面对苏军的双重攻势,当官的又气又急,荻洲和小松原更是恨不得冲上去揪住森田范正的耳朵,让他赶快出兵。
1939年8月25日下午3点,左翼兵团总算组织起了攻势,但是很快又被苏军一个巴掌给打了下去,森田范正抵敌不住,只好再将反击转为就地防御。
左翼兵团行动的失败,令翘首以盼的固守部队再次陷入了悲观沮丧的情绪之中。
松本已经在想,如果苏军真的攻上2号阵地,杀到眼前,自己和卫生队还得靠红十字旗来避祸。可要是苏军不理这茬怎么办呢,到时要想不做俘虏,便只有拼命一途。
卫生兵不配备枪支,每人手里只有一把军刀,松本作为医官,除了祖传的军刀外,只多一把老式的捷克手枪。几十把军刀,一支佩枪,面对苏军坦克的冲击,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卫能力,这些武器的真正用途其实是拿来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