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广没想到这个“件儿”还能有“托儿”,虽然那个同事并没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还是希望他能加点儿力度查办。一个从精神病院寄来的举报信,举报人竟然是个警察,而且还能找到自己的同事来催促。周济广觉得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了,他决定认真对待一下,把这个“件儿”当成案子查一查。如此,赵顺的目的大约已经达到了。其实这个“件儿”按说是不该由反贪局办的,申请对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复议复核,该是执法监督处的职责,但周济广没有多说,他心里有谱。
他没有先去给赵顺录口供,而是带着书记员到了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他们进屋的时候,龚大夫刚送走一位病人。
“你好,我们是检察院的。”周济广亮出了证件,“今天找您询问一些情况。”
龚大夫感到很意外,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嗯,没问题,请等一下……”龚大夫关上了诊室的门,示意他们坐下。“请问,你们今天来是……”龚大夫问。
“嗯,是这样,市局经侦支队的赵顺,是不是曾经到您这里看过病。”周济广开门见山。
“赵顺……”龚大夫抬头想了想,“嗯,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病人,但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赵顺得的是什么病?”周济广问。
“嗯,好像是一些强迫、焦虑的精神问题。”龚大夫说,“具体我得看一看病历,你们来是为了他的病情?”
“嗯,可以说是为了他的病。”周济广回答,“请你调一下他的病历。”
病历拿来后,周济广让书记员做了全套复印。“请您描述一下赵顺的病情。”周济广说。
龚大夫戴上眼镜,看着病历说:“嗯,他描述自身的症状是晚上无法睡眠,精神紧张,情绪起伏大。经我们检查,他有一定强迫、焦虑的症状,就给他开了一些诸如‘科素亚’‘罗拉’的抗焦虑药,嗯,这些病历上都写着呢!”
“可以确诊他有精神病吗?”周济广看着龚大夫问。
“不能,无法确定。”龚大夫也直视他。“精神方面的病,不同于其他疾病,不是简单的可以通过设备和仪器就能确诊的,我在给他检查时也只能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和他自己的描述判断,所以病历上写的仅仅是他有强迫和焦虑的症状,并不能确定是病。”龚大夫流利地回答。
“他一共来看过几次病?”周济广又问。
“嗯,我看啊,一次、两次……一共六次。”龚大夫回答。
“他实际只找你看过三次病,是吗?”周济广平淡地问。
“三次?嗯……”龚大夫犹豫了一下。“对不起,我每天接待的病人很多,具体的情况记不清了,但通过病历看一共是六次,这应该没有错。”龚大夫回答。
“为什么要伪造病历?”周济广问。
“什么……什么伪造?”龚大夫疑惑,“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再说一遍,为什么要伪造病历,伪造之前的三次病历?”周济广语气依然平淡。
“这……”龚大夫沉默了。他怎能想不起赵顺,怎能想不起他从医以来这唯一伪造的病历?他犹豫、他彷徨,他不知如何对待面前这位冷漠的检察官。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遇事莫乱,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处世之道。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龚大夫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您要问这个病人的病情,我可以依据病历进行回忆,但如果您连这个病历都不相信,恕我无能为力。”龚大夫拉下了脸。
“好,谢谢您的回答。”周济广干脆地说,“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也希望你说的是事实。这样,请你把刚才所说的情况写一份保证,我们好回去交差。”周济广从包里拿出纸笔。
“保证?写什么?”龚大夫一脸茫然。
“很简单,你就写,你从何时至何时给赵顺看过几次病,每次赵顺均在现场……”周济广叙述着。“嗯,最重要的,最后你要写上,此病历绝非后补或伪造,如系伪造将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周济广说着将纸笔推到他面前。
龚大夫没有接,也不能接,他知道周济广在将他的军,但此时却毫无破解之法。“对不起,我不能写。”龚大夫说。
“为什么?”周济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