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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份卷宗，每一份都很薄，其中包括由联邦调查局和执法基金会共同制定的一份五页的制式问卷，还包括由死者的同事提供的几页说明或证明材料，描述死者遭受的工作压力。

这些案卷描述的故事大多类似——工作压力、酗酒、婚姻危机和抑郁。警察抑郁症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症状，不过其中抑郁是关键。几乎所有的卷宗都提到死者生前表现出不同形式的抑郁，这种工作本身造成的沮丧悲观心绪不断地折磨着他们。也有几份卷宗提到死者因某件被委派负责的案子而饱受精神折磨，不过很少。这些案子有尚未破获的，也有已经解决的。

我迅速浏览了每份卷宗的结语部分，又把几桩案子排除在外，因为这几桩案子都有各种原因能证实是自杀，要么被好几个证人目睹了自杀经过，要么有其他证据排除他杀的可能。

还剩下八件案子难以排查，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件——至少卷宗里扼要的结语显示——看上去都符合我的推论。每一件案子里，都明确提及有某件凶杀案曾给负责调查的警察造成沉重的压力。一桩未侦破的案件给警察带来的沉重心理负担，以及现场留下的引自爱伦·坡诗句的遗书，就是目前我所掌握的这系列案子的基本模式。我只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剩下的八件案子是否属于这一系列被精心伪装成自杀的连环谋杀案。

按照我拟定的这个标准，研究完八名受害者留下的遗书后，又有两件案子被排查出局。这两件案子里，两名去世的警察都给某位特定的人留下了遗书，一个写给母亲，另一个写给妻子，恳求亲人的原谅和理解。遗书里也没有任何看上去像引用自诗歌的句子，或者确切地说，没有任何文学色彩。排除这两件案子后，我手里还剩下六份卷宗。

抽出其中一份，细读完卷宗之后，我拿起受害者的遗书——只有一句，与我哥哥和布鲁克斯留下的类似——附在本案经手警官撰写的调查报告的补遗里。读着这一行字，顿时仿佛有一束电流击穿我的身体，我难以控制地打了个冷战，因为我知道这句诗。

邪恶的天使在我身旁逡巡

我飞快地翻开记事本，翻到记录《黑甜乡》节选的那一页，那是劳丽·普莱恩从光盘上找到并诵读给我听的。

沿着一条阴暗孤寂的小径，只有邪恶的天使在旁逡巡；那儿有个尊号为暗夜的幽灵，高居黑色王座发号施令。我已回归黑甜乡，却是新抵，吾之来处是荒凉萧瑟的极北之地——那是片奇异的莽莽荒原，庄严超群，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我打了个冷战。我找到了。我的哥哥，与这名被认定为朝自己胸口和太阳穴分别开了一枪的来自阿尔伯克基市的莫里斯·科泰特警探，都留下了一行爱伦·坡的诗句作为遗言，并且诗句引自同一诗篇的同一节。我的钥匙终于找到了匹配它的锁。现在都对上了。

然而，这种推论得以验证的兴奋很快就转为越来越深的愤恨。我对我哥哥和其他人的遭遇感到愤怒。我对那些活着的警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没能早一些查到这些线索，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划过韦克斯勒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终于说服他相信我哥哥死于谋杀。“连一个他妈的记者都……”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现在我理解了他的愤恨，但是我意识到我最恨的就是那个犯下这一切命案的人，而我对他了解得实在太少了。用这个凶手自己的话来讲，他就是个幽灵，我在追踪一个鬼魅的幽影。

通读完剩下的五份卷宗花了我一小时。我在其中三份上做了些笔记，剔除了另外两份。其中一件案子之所以出局，是因为我注意到其案发日期正好跟约翰·布鲁克斯的遇害日期是同一天。如果两件案子有关联，那么凶手不可能在同一天于不同的城市实施犯罪。

另一件案子里，死者自杀——除却其他因素外——主要是受到一桩穷凶极恶的绑架杀人案带来的冲击和绝望，受害者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年轻姑娘。自杀的警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初看上去，这桩自杀案符合我构建的模式，应当进一步核查，但读到报告的最后，我发现这位警探已经破获了这起绑架杀人案，并且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就超出我的模式划定的界限了，而且很显然也不符合芝加哥的拉里·华盛顿所提出的并被我认可的观点，即杀害第一位受害者和杀害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察的凶手应当是同一个人。

引起我兴趣的最后三件案子——除科泰特那件外——之一是加兰·佩特里案，一位达拉斯的警探，先是前胸中了一枪，然后面部又挨了一枪。他留下的遗言是：“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我固然不了解佩特里，但我从没听说一个警察会使用“侵夺”这个文绉绉的词。这行被认为是他亲笔写下的遗言太有文学性了，我无法想象这句话竟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笔下，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心里。

第二件案子里，遗言同样只有一句话。克利福德·贝尔特伦，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的一名警探，三年前被认定为自杀身亡——是这一系列案子中最早发生的——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简单地写道：“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同样地，就我看来，这句遗言的遣词造句不像是出自警察之口，任何警察都不会这么说话。虽然这只是一种直觉，我还是将贝尔特伦的案子纳入了自己的名单。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案子，是巴尔的摩警察局专门负责凶杀案的警探约翰·P·麦卡弗蒂的自杀案。案卷里并未提及死者曾留下遗书，但我还是把这件案子添加到名单里，因为他的死亡与约翰·布鲁克斯之死出奇相似。和布鲁克斯一样，麦卡弗蒂也被认定先朝自己公寓的地板开了一枪，然后又向自己的喉咙开了致命的一枪。我记得劳伦斯·华盛顿说过，这是一种能够让死亡警探手上沾染射击残留物的方法。

四个名字。我研究着他们的卷宗和刚才记下的笔记，然后从旅行包里掏出之前在博尔德城买的爱伦·坡文集。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收录了已被确认或推测为爱伦·坡创作的全部诗文小说。我查了下目录，发现光是诗歌就占了七十六页。我意识到这个漫漫长夜还得延续更久，便通过客房服务点了壶八杯分量的咖啡，又叮嘱他们顺便送来些阿司匹林以防头痛。我很确信，喝下这么多咖啡因，我的头会炸的。之后，我开始了夜读。

我不是那种害怕孤独和长夜的人，从未害怕过。我已经独自一人生活了十年，曾经一个人在国家公园露宿，也曾为了写篇报道独自穿行在烧毁的废墟上。我曾坐在黑暗的汽车里，守在更加黑暗的街头，等待跟候选人、帮派成员或者胆小的线人会面。当然，等待帮派成员的时候，我还是会心生怯意，但我从不惧怕在黑暗中独处也是事实。不过我不得不说，这个晚上，爱伦·坡的诗句却让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或许是因为孤身一人住在一个陌生城市的酒店房间里，或许是因为正被一份份记录着死亡与谋杀的卷宗重重包围，又或者那时我莫名地觉得我死去哥哥的亡魂正在我身边飘荡，也许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阅读的这些诗句可能正在被人恶毒地使用。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夜读爱伦·坡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始终感到一种沉甸甸的恐惧，甚至在我打开电视用节目的声音充当背景音后，那种恐惧仍然盘亘在我的心头。

我躺在床上，靠着枕头，把床头两侧的灯都打开，在一片通明下继续阅读，但当门外走廊突然响起一声尖锐的大笑时，我仍然被吓得差点弹起来。我重新倒下去，舒舒服服地躺到枕头上压出来的凹坑里。正当我读着一首名为“谜”的诗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又把我吓了一大跳，这种双响的铃声跟我家的电话铃声完全不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我猜是丹佛的格雷格·格伦打过来的，丹佛和这儿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才十点半。

一拿起听筒，我便意识到自己猜错了。我没有告诉过格伦我住的是哪家酒店。

打来电话的人是迈克尔·沃伦。“我只是打来确认下你怎么样——我猜你还没有睡——顺便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他再一次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他太过自愿地卷入其中了，而且提问太多，这跟以前向我秘密提供消息的线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甩掉他，毕竟他为我冒了那么大风险。“我还在研究那些卷宗，”我说，“这会儿正在读埃德加·爱伦·坡的诗篇，把我自己给吓坏了。”

他笑出了声，纯礼节性的。“目前掌握的自杀案子中，有看上去值得跟进的吗？”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嘿，你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家里。为什么这么问？”

“你不是说你住在马里兰州吗？”

“是啊。哪里出了问题？”

“那么，这就是一个计费的长途电话，对不对？那就会在电话单上留下记录，显示你往我这儿打过电话啊，伙计，你怎么没想到这个？”我不敢相信他会这么粗心大意，尤其是在联邦调查局和沃林探员已经准备插手这个案子的情况下——这还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噢，见鬼，我……我想应该没什么要紧的。没有人会想到调查我的通话记录，我又不是泄露了什么国防机密，还大声嚷嚷出来。”

“我不知道，你比我更了解联邦调查局。”

“别担心这个了。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刚才说了，我还在看卷宗。我找到了几个可能有关联的案子，但就是几个而已。”

“也不错，嗯，干得好。我很高兴，这个结果对得起我们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