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轮手枪的武装带。
“我必须带这个,”他说,“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我不会不带枪就到处走动的,我会觉得像没穿衣服。”
“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什么武器都不带?”
“对。”
“一点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饮料,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自己。
我端着饮料回座位后,德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就像漏气的轮胎一样叹气。他拢起双手,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急于摆脱它似的喷了出去。
“这个该死的城市,”他说。它无可救药,他说,然后开始告诉我到底有多无可救药。他历数整个司法系统的变化,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监狱,说它们如何一无是处,如何日渐衰退。你无法逮捕犯人,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也无法把那个狗娘养的关在牢里。
“监狱满员了,”他说,“所以法官不愿判刑太久,假释部门又提前放人。地区检察官拿减刑作为交换条件让犯人认罪,然后辩护律师又把这些罪行辩成无罪。因为法庭日程表排得过满,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权益,就连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让人辨认都会被反咬一口,因为你没得到他的许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与此同时,警察也日渐减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名警察!”
“我知道。”
“贼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还会奇怪上街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吗。你知道吗?这个城市崩溃了。没钱付给警察,没钱让地铁继续运营,没钱做任何事。整个国家正在漏钱,钱都落在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手里。那些可恶的家伙用石油换走了卡迪拉克,我们这个国家全毁了。”他站了起来,“轮到我买了。”
“不,我来买。我可以报帐。”
“对了,你有了一个客户。”
他坐下来。我端着同样的饮料回来,他问:“你到底喝的什么东西?”
“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听到这句话,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回到破旧的木桌上。
“你的主意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哪知他的话题已转,“辞职。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样?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后就干满二十年了?”
“然后就满二十年了,”他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然后我就他妈的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工作,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清洁的地方。噢,佛罗里达不行,我听说那儿到处是该死的古巴人,那儿的犯罪率跟这儿不相上下。再说那儿又是毒品转运站。还有那些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他们吧?”
我想起了罗亚尔·沃尔登。
“我认识的一个家伙说他们还好,”我说,“他说你不骗他们就行。”
“你肯定不敢骗他们。你看到长岛那两个女孩的新闻了吗?应该是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前的事了。姐妹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人们在一家废弃加油站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她们,双手反绑,头部各中两枪,用的是小口径手枪,我想是点二二口径的,但谁在乎呢?”
他把余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离奇。没有强暴,什么都没有。像是私刑,但谁会处决两个十来岁的姐妹呢?嗯,结果案子不查自明,因为一个星期之后,有人闯进她们家杀死她俩的妈妈。我们在厨房发现她,晚餐还在炉子上呢。知道吗,这一家是哥伦比亚人,父亲从事毒品买卖,那是当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营生了——”
“我还以为他们种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许只是幌子而已。我说到哪儿了?关键是,一个月之后,那个父亲死在哥伦比亚的首都。他骗了某人后逃之夭夭,最后他们在哥伦比亚逮到他,但他们先杀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伦比亚人,他们另有一套规则。你耍他们,他们杀的不只是你。他们灭你满门。孩子,无论几岁,都难逃一死。就连你养的小猫、小狗,热带鱼也不放过。”
“上帝。”
“黑手党一向顾及家人。杀掉你时,他们甚至精心安排以确保不让你的家人看到惨状。现在,我们的这些罪犯专杀全家。不错吧?”
“上帝呀。”
他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这一轮我付钱,”他宣布,“我不用皮条客的钱给我买酒。”
回来后,他说:“他是你的客户,对吧?钱斯?”
我没答话,他说:“嗯,妈的,你昨晚见了他。他想要见你,而你现在有了一个客户,你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