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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这时，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米。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万站长这时吃完茶，抹抹嘴说：“也好，全校教师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

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上厕所，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儿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说。余校长说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

“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

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起来。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米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米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

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

等了一阵，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

万站长也不追问，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

万站长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

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是他们自己刻的。”

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万站长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

正说着，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

邓有米说：“四十二个。”

万站长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

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

万站长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

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趁机问万站长，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万站长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看见里面是一张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

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

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学生们回来后，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看得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万站长开口叫：“老余，你等一等。”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再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

万站长问余校长，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余校长指了其中一个男孩。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