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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第10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4）

1987年，《农民日报》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报道了龙港的“毁田事件”。6月，在陈定模的邀请下，《农民日报》总编、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马家驹等一行十余人聚会龙港，跟“土理论家”陈定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对话构成了当年一件颇为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在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高。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筑……

有资料称，陈定模是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给农民使用的第一人。

质疑与申辩、查处与抗查，在陈定模担任龙港镇委书记期间交替出现。尽管他百般努力有时甚至不无妥协，可一直就没有从争议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一方面，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参观考察团蜂拥而至；可另一方面，对陈定模和龙港的各种各样的清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此后不久，由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又来了，这次不是“毁田建房”，而是“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调查组挂出了检举箱，此时，谣言四起。“陈定模被抓起来了！”“陈定模家被抄了！”活灵活现，有板有眼。居然还有人说自己看着陈定模戴上手铐被两个“大盖帽”拉上警车往温州市区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亲戚来了，朋友来了，他们不敢说找陈定模，只是在办公室、陈家门口探子似的看一看、瞧一瞧。调查组在龙港整整蹲点了7个多月，其中审计局的同志查账3个多月，结果呢？调查组的结论是：“老陈工作是有成效的，在群众中威望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发现经济问题……”

当组织上对陈定模公布这一结果时，被折腾得大半年没法开展工作的他终于火了：“你们查了这么多月，花了这么多钱，就这两句话？！”数日后，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视察龙港，陈定模将整他的事、整他的人全盘托出。

他说：“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中央领导生气了，而那群站在中央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脸色骤青骤白，好不尴尬。

1989年，陈定模终于出问题了：他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为其母的丧事大操大办。这年12月底，陈定模81岁的老母过世。陈定模知道此时凭自己在龙港的地位，各路人马到时都会过来，他在讣告上写道“遵照先母遗嘱，丧事简办，谢绝送礼”，并与各单位一一做了工作。他是个有心人，他有个册子，登记花圈186个，其中私人名义送的150个。但后来调查组说有260个，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某君的任务就是蹲点数花圈，怎会有错。另外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出殡的队伍走了约一大半，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他头上，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不久，陈定模被迫离开龙港，离开温州。当他离开的时候，龙港的地区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城内工业企业600余家。到1994年，龙港镇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第17位。至2001年，龙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8亿元，工业总产值87。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国最大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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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5）

1998年，温州评选“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远走他乡的陈定模仍以高票入选。2002年8月，唐山市开平区委请他担任区招商办主任，帮助搞活区内的第三产业。陈定模积极运作，请到了300多位温州客商到唐山考察，最后近200位客商留在开平区建起了温州商贸城。在众人眼中，陈定模已成为温州经验和龙港改革的“教父级”人物；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龙港改革的“孤胆英雄”，今天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资源。不管陈定模最终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他的身上流淌的永远是温州人的血液……

撬开金融铁板，“抬会”带来疯狂

温州民营经济“见风长”，家庭工业作坊纷纷扩大规模，跃上档次。但生气勃勃的温州民营企业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银行贷款困难，而当时信用社存贷利率偏低，自主存款有限。在民营经济发达的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全部信贷资金只有区区40万元，存贷矛盾极为突出。

当时国家的金融利率是铁板一块，根本别想撬动。但是实利当前，猖狂的温州人开始打利率的主意了。1980年，他们从粮食有议价粮、煤炭有议价煤的逻辑推理中，天真地想到了议价利率，温州人喜欢“试一试”。

时任苍南县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提出实行“议价利率”。他当然谙熟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但陈礼铨是温州人，温州不仅赋予他异端天性，更为他提供了有力支持，上面领导不唯书、不唯上，很功利地支持他干，下边的私企眼巴巴地盼着议价利率给自己带来实利。10月，陈礼铨所在的金乡信用社率先突破禁区，试行“议价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改革。

果不其然，这一大胆之举迅速使金乡信用社扭转了局面。当年底该社浮动利率存款余额21万元，翌年跃升到54万元，不到两年就累计吸收个人存款817户共171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52户，金额217万元。几番运作，年年亏损的信用社1981年竟破天荒盈利1。6万元。随后，温州人把金乡信用社的议价利率推广到苍南全县。

1985年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全市推广，第二年就有近400家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当年温州信用社实现利润15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温州人不仅靠朴素的市场化功利思维得到了实利，而且无意间成为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发“难”地之一。

紧随陈礼铨之后，方培林出现了。他以开“只见过一天阳光的钱庄”而被载入温州经济改革的史册。

方培林是温州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当年只有30出头，在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做工人。

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