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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 序言（第1页）

《理想》写作于一九三四年，当时安·兰德正对社会感到愤愤不平。《我们活着的人》[1]遭遇了出版商的一连串拒绝，他们认为这个作品“太难懂”而且过于明显地与苏联对立（当时正值美国的红色十年[2]）；《一月十六日夜》还没有找到出品人；同时，兰德女士微薄的积蓄也濒临枯竭。这个故事在一开始写作时本是一篇中篇小说，不过后来的一两年中，安·兰德大刀阔斧地将其改为了一出舞台剧。这部舞台剧并未能够上演。

尽管她的第一部小说是围绕政治主题而作，但安·兰德在这部作品中回归了她早期的主题——价值观在人生活中的作用。作品的切入点依旧是负面的，然而它不再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发展；总体来说，它是严肃的、悲剧化的。安·兰德讨论的是人类的道德缺失，人类对于他们所信奉的理想的背叛。故事的主题就是探讨将生命与理想隔离的罪恶。

兰德女士的一位友人——一位思想保守的中年女士，有一次曾经向兰德提到她崇拜的一位著名女演员，她说她哪怕牺牲一切都想要见她一面。兰德女士怀疑这位女士的情感是否真实，所以就引出了这样的戏剧情节：一位因美貌而被众多男人奉为最高理想的著名女演员，进入了她的崇拜者的生活。她告诉他们她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到此为止，她的崇拜者们依然持有对她的尊崇——在口头上的尊崇，他们并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不过，她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成了一个现实，他们要么与她为伍，要么与她为敌。

“你的梦想是什么？”凯伊·贡达，剧中的女演员，在剧中的场景里问道。

“不知道。”她的崇拜者回答，“有梦想又能怎么样呢？”

“那么活着又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不能怎么样。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没有梦想。”

“不对，因为人们只有梦想。”

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兰德女士对这个观点做了解释：

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这等同于让生活与思想背道而驰，或者说把思想剔除出了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适用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伪君子，也适用于另外一些虽然经历着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却依旧认为自己无愧于理想的人。后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理想，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常常二者皆是。

那些“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人会以所谓“声誉”为名（例如故事中的那位小商人）或者是以所谓服务大众为名（那位共产主义者）或者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名（那位福音派修士）或者是以一时的快感为名（那位花花公子）——甚至他们会宣称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就不用为之奋斗（那位画家）。《理想》成功地捕捉了上述的诸多类型，并且表现出了它们的共性。这样看来，《理想》是一部思想杰作，它以哲学的观点，揭穿了伪善，列举出各类导致理想灭亡的看法和态度——这些看法和态度会使得理想和生活分道扬镳。

（然而，列举的过程并不是在情节中展现出来的。在剧作的主体部分，情节不再发展，各个场景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它们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小插画，堪称精致巧妙，但是在舞台上，我个人认为，还稍微缺乏一些动态。）

德怀特·朗格力，故事中的画家，是这部作品想要鞭笞的典型。他是柏拉图主义的代言人，他主张美永远是世界的彼岸，完美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正因为他否认理想的现实性，尽管理想就真真切切地伫立在他面前，但他在逻辑上依然无法相信任何理想。因此，尽管他是那样熟悉凯伊·贡达每个角度的侧脸，他（就站在他以凯伊·贡达为主角的画作中间）还是没有认出现实中的凯伊·贡达。这一切使得他背叛了她。他的视而不见很好地总结了全剧的主题，并且成了第一幕的终结。

那段时间里，兰德女士在日记中不断指出，宗教是人道德缺失的主谋。所有的人物中，最不可救药的便是希克斯，他也恰是引起凯伊·贡达鄙夷和盛怒的对象。福音派修士希克斯认为在凡世的受苦是为了上天堂后的幸福。在精心筹划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并非他的罪恶，而是他的信仰，以及信仰中的道德观，导致了他背叛凯伊·贡达，并鼓动凯伊·贡达为最低等的生物做出牺牲。他的背叛实质上与他的本性无关。宗教把伦理桎梏住，让人们以牺牲为理想，所以无论宗教的意图如何，它确实就是伪善的温床：它教导人认为成就是低贱的（自私的），而给予则是伟大的。而“奉献一切”[3]的意思恰恰就是“背叛一切”。

“没有人，”剧中的人物如是抱怨道，“选择去过我们正深陷其中的黯淡无光的生活，我们是被迫的。”但是，正像剧中所展示的那样，所有人都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当面对他们天天挂在嘴边的理想时，他们却选择了放弃。他们所鼓吹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他们让自己以及别人相信他们追求的是某种更高尚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相比之下，凯伊·贡达是一个自我价值观的热衷者。她必须追求她的理想，她高高在上的人生观意味着她与丑陋、痛苦、笼罩她周遭的“沉郁的快感”等等不共戴天。于是她需要证明她在这一点上不是被孤立的。毋庸置疑，安·兰德本人与凯伊·贡达有着同样的人生观，也有着类似的孤独——就像凯伊在剧中的呐喊一样：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到我所创造出的荣耀，因为我创造的只是幻象。我要那些幻象成真！我想要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在追逐同样的东西！否则，为了一个不可能的愿景不断地眺望、奋斗、燃尽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的灵魂需要燃料，不然它的能量就可能会耗尽。

在情感方面，《理想》无疑与安·兰德的许多作品不同。但是《理想》最独特的一点莫过于它着重地挖掘罪恶和平庸。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凯伊·贡达在人群中的孤立感。这样的感觉无疑是痛苦的，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确乎生存在大批价值观的背叛者中间。正因如此，主人公强尼·道斯便称不上是一个典型的安·兰德式人物。他只是一个被世界驱逐出来的小人物，他的优点便在于他只知道为没落而生活（而且经常为死亡而生活）。如果一个人在苏联有如此感觉的话，那么可能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便不需要形而上学的解释。但是强尼是在美国。

在安·兰德的其他作品中，她本人也给出过关于“崩坏的世界”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术语是由她自己提出的。例如，《源泉》中的多米尼克·弗兰肯，她在理想方面的孤立于世与凯伊和强尼惊人的相似，但她最终找到了用“本善的世界”[4]来制伏罪恶的办法。“你应该学会，”洛克[5]告诉她，“不惧怕这个世界。在当下，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羁绊；在未来，也不要被它的荆棘伤害。”[6]多米尼克确实学会了，但是凯伊和强尼还没有，至少没有完全学会。所以，我们看到了一部非典型的安·兰德作品：这部作品肯定了多米尼克最初的认识。

毋庸置疑的是，兰德女士当时的个人奋斗——她在思想上和写作上面对一个总是充耳不闻、甚至是充满敌意的文化——与这部剧作的中心思想有着很大的联系。兰德女士说，多米尼克就是“郁郁不乐的我”。《理想》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形容。

尽管《理想》充满抑郁的元素，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崩坏”的故事。这部剧作也有它轻松乃至幽默的一面。比如“无私者”扎克·芬克的插科打诨，埃尔默·甘特里[7]式的爱希·图梅修女以及她的“精神加油站”。另外，故事的结尾尽管表面上不明朗，但是它也并没有被设计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和溃败。强尼的最后一举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他捍卫了理想，驳斥了一切的空话和空想。因此，他的理想主义是发自内心的，而凯伊·贡达在不懈地追寻之后也得到了积极的答案。这样来看的话，《理想》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本善的世界的一种肯定（尽管它的形式是非同寻常的）。

伦纳德·皮卡夫

[1]安·兰德的第一部小说。——译注

[2]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九三八年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达到顶峰的一年。——译注

[3]“givethemup”，作为单字解释时，可以理解为“给出，奉献”，但短语“giveup”的意思是“放弃，背叛”。——译注

[4]“崩坏的世界”和“本善的世界”是安·兰德所创客观主义哲学中的两个对立概念。“本善的世界”里，事物发展的趋势是上升的，也许有时会有灾难降临，但堕落不是世界的常态。因此这里的“本善”与“人性本善”在本质上无关。客观主义哲学倾向于以“本善的世界”为模型看待世界。——译注

[5]《源泉》中的主人公。——译注

[6]由本书译者郑齐据英文原著译出。——编者注

[7]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讽刺小说中的人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