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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欧洲的明信片（第1页）

白昼渐渐短了，树木也失去了精神。尽管太阳落山一天比一天早，但还未到冬至。没有白雪，没有冻雨，也没有呼啸的寒风。它们迟迟未来，给人一种不祥的预兆。人们笼罩在一种褐色的寂静之中。

昨天，我一直步行至喜庆桥。有人说那座桥已经锈蚀了，出现了结构上的问题；有人说要推倒重建。米拉说，有个不知名的无耻的开发商要把分套公寓建在该桥旁边——这是块黄金宝地，因为景观好。这年头，景观可比土豆值钱，尽管那块地从来没长过土豆。有谣传说，在幕后已有一大笔来历不明的脏钱花在这次交易上。我认为该桥初建时肯定也有这样的事发生，表面上说是为维多利亚女王争光。一些承包商想必花钱买通了女王陛下钦定的代表，以获得大桥的建造权。这个城镇的人仍然恪守老的信条：要不择手段地赚钱。这些事就出于老的信条。

想来奇怪，那些身穿褶裥裙的淑女曾经在桥上漫步，倚着雕工精美的桥栏，饱览如今弥足珍贵的景观：桥下喧闹的流水、西边如画的石灰岩峭壁，以及边上的多家工厂。这些工厂每天开足十四个小时，点着像赌场里那样昏暗的煤气灯，里面挤满了辛勤劳作的老实巴交的乡下人。

我站在桥上，注视着河流的上游；那儿水面平静，黑暗而沉寂，潜伏着危险。河的另一边有小瀑布，下面是浪花飞溅的漩涡，发出隆隆的水声。不过，这离我站的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开始担心我的心脏，并且有点头晕气喘，好像被什么淹没了。是什么呢？不是水；是比水更稠的东西。那是时光：昔日的时光、昔日的悲伤，仿佛沉淀在池塘里的层层淤泥。

诸如：

六十四年前，我和理查德在大西洋彼岸走下“贝伦加丽娅”号的舷梯。他喜滋滋地歪戴着帽子，我则戴着白纱手套，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胳膊上——好一对欢度蜜月的新婚夫妇。

为什么把它叫做蜜月呢？用蜜做成的月亮——仿佛月亮不是一个冰冷、无空气、寸草不生、坑坑洼洼的岩石球体，而是一颗软软的、香甜的金色蜜饯李子——化在嘴里，勾起你的欲望，甜得让你牙齿发酸。它又好似一个温暖的、浮动的光团，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你自己的体内。

我对此深有体会，记忆犹新。不过，这种感觉不是来自我的蜜月。

我记得很清楚，那八九个星期的蜜月给我的感觉无非就是忧虑。我担心，理查德会对我们的婚姻生活同我一样感到失望——我指的那部分属于隐私，难以启齿。不过，表面上并非如此。至少在公开场合，理查德开头对我是十分殷勤的。我尽可能地掩饰我内心的这种忧虑，于是不停地洗澡；我感觉自己的头脑糊里糊涂，就像一枚鸡蛋。

在南安普敦下船后，我和理查德就乘火车去了伦敦，住在布朗饭店。我们在套房里用早餐，这时我会穿上威妮弗蕾德为我挑的晨袍。她一共为我挑了三件：一件是白玫瑰色的；一件是骨色的，带鸽灰的花边；还有一件是淡紫色的，镶着海蓝宝石。那种淡雅、柔和的颜色跟早上醒来时的脸色很相配。每件晨袍都配有一双缎面的拖鞋，鞋边上镶着彩色毛皮或天鹅绒。我想，这一定就是成熟的女人早晨穿的行头。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但从哪儿看来的呢？或许是从广告上，某种咖啡品牌的广告？）——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头发往后梳得溜光，一个刚刚梳妆完毕的女人身穿晨袍，一只手端着个弯嘴银咖啡壶；两个人面带微笑，目光越过盛黄油的碟子，痴痴地望着对方。

劳拉对这样的行头一定会嗤之以鼻。当初她看见我把这些行头打进箱子的时候，已经在嗤笑我了。不过，那还算不上是嗤笑，因为她还不会。她缺乏必要的残忍。（必要的残忍是故意的。她的残忍则是偶然的——那是她脑袋里闪过的高尚意念的副产品。）她的反应更像是吃惊，更像是难以置信。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抚摸着那些缎面的行头；我自己也用指头摸过那冰凉柔滑的料子，感觉就像蜥蜴皮一样。“你真要穿这样的东西吗？”她问道。

在伦敦的那些夏日的早晨，为了遮挡刺眼的阳光，我们会拉上一半窗帘吃早餐。理查德总是吃两个煮鸡蛋、两大块熏肉、一只烤番茄，还有涂橘子酱的面包片。面包片烤得脆脆的，搁在烤架上凉着，而我只要半只柚子。我们喝的茶又浓又苦，像沼泽里的水。理查德说，这是正宗的英国式早餐。

早餐时我们俩讲话很少，不外乎那两句义务性的问候：“亲爱的，睡得好吗？”

“嗯——你呢？”这时候，总会有人给理查德送报纸和电报来，而且远远不止一份。他会浏览报纸，接着拆开电报来读，再重新仔细叠好，塞进衣袋。要么他就把电报撕成碎片。他从来不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当时即使他这么做，我也不会拾起来看的；我那个年龄还不懂这么做。

我想，所有的电报都是发给理查德的：我从来没给别人发过电报，自然也没理由指望别人发给我。

白天，理查德总有各式各样的约会，想必都是生意上的往来。他为我雇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让司机带我去他认为值得一看的地方观光。我参观的大多是建筑物和公园。当然也包括在建筑物外面或公园内立的塑像：昂首挺胸的政治家，前腿弓起，手握卷着的文件；还有马背上的军人。有立在纪念柱上的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有坐在宝座上的艾伯特亲王，脚下有四个异国美女卖弄风情，口中喷出水果和麦子。这四个美女代表四大洲殖民地。尽管艾伯特亲王已死，他仍然主宰着他的“四大洲”，但他并不在意；他坐在金碧辉煌的穹顶下，目光严厉，默默地凝望着远方，似乎他心里有更远大的目标。

晚饭时，理查德会问：“今天你看了哪些地方？”我就会像背书似的一一例举所到之处：伦敦塔、白金汉宫、肯辛顿宫、西敏寺、议会大厦。他不主张我去一般的博物馆，但可以去自然史博物馆。现在我常想，为什么他认为去看这个馆里众多的大动物标本对我的教育有利？很明显，他为我安排的所有这些参观活动目的都在教育我。然而，这些动物的标本对我好在哪里呢？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比一屋子的油画更有教育意义。我认为，我了解他的用意，但也许我错了。或许充满动物标本的博物馆多少像个动物园——那是大人带小孩去玩的地方。

不过，我还是去了国家美术馆。这是在我已经无处可去时，饭店的门卫推荐的。这次游览让我筋疲力尽——里面人头济济，琳琅满目，好像进了百货商店，但同时我又非常兴奋。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那么多的裸体女人。那儿也有裸体的男人，但他们不全裸。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奇装异服。或许这就是原始的分类：女人裸体，男人穿衣服。噢，上帝就是这么想的。（劳拉小时候曾经问过：上帝穿什么？）

每到一个参观地点，送我的车和司机都会在外面等着，而我则轻快地走进门去。我尽量装作是专程来的，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寂寞和空虚。所以，我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好让自己回去后能说出点名堂来。然而，我对眼前的东西实在一窍不通。建筑不过是建筑而已。除非你懂建筑学，或者知道历史上那里曾发生过什么，否则就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就没看出什么来。我也缺少概观的天赋。我的眼光似乎只盯住那些我该看的东西，而离开后只剩下对材料的印象：粗糙的砖石、光滑的打蜡木栏杆、硬邦邦的肮脏毛皮。还有那些带条纹的牛角、泛着暖光的象牙，以及玻璃眼睛。

除了这些教育性的游览，理查德还鼓励我去购物。我觉得商店售货员有些气势汹汹，于是买得很少。有的时候，我还去做头发。理查德不希望我剪头发或烫头发，所以我没有剪烫。他说，简单的发型最适合我，因为我年轻。

有时我会去散步，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到该回家的时候回去。有时候，会有一个男人过来坐在我身边，试图跟我搭话，然后我就会离开。

我为穿衣服翻花样费了不少时间。一会儿是束皮带的，一会儿又是带搭扣的；一会儿斜戴帽子，一会儿又穿棱线袜。我总是担心衣着合不合时宜。没有人帮我扣领口，也没有人告诉我从背后看我的样子如何，衬衫下摆是否全塞进了裙腰。以前是瑞妮或劳拉在帮我，而如今她们已不在我身边。我很想念她们，竭力克制着自己。

我还需修指甲、泡脚、拔掉或剃掉身上的毛。皮肤有必要保持光洁柔顺。我要像团湿泥，别人摸上去的感觉该是滑溜溜的。

蜜月本可以让新婚夫妇进一步相互了解。然而，一天天过去，我感到对理查德的了解却越来越少。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一种自我隐蔽？其目的是让自己退居有利的地位。然而，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每次照镜子，我都发觉自己增加了一点色彩。

离开伦敦后，我们又去了巴黎——先是乘船过海峡，然后再乘火车。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和伦敦差不多，只是早餐不同：面包圈、草莓酱、加热奶的咖啡。午餐和晚餐总是很丰盛；理查德对此十分讲究，对葡萄酒特别挑剔。他一再说，这不是在多伦多。对我来说，这个事实不言自明。

我去看了埃菲尔铁塔；由于我不喜欢登高，所以没有上去。我还参观了先贤祠和拿破仑墓。我没去巴黎圣母院，因为理查德不喜欢教堂，至少不喜欢天主教堂。他认为教堂会让人失去活力，尤其是那里面的香气会令人变得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