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梭,季节轮转。路旁的灌木丛下,夏天留下的纸垃圾四处飘散,犹如雪的信使。空气变得干燥起来,让我们为今年冬天里中央暖气引起的干燥做心理准备。我的两个大拇指已经开裂,脸也更憔悴了。如果照照镜子——不论近看还是远看——就会发现脸上大小皱纹纵横交错,仿佛贝雕一般。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腿上长满了毛。不只是一点点,而是一大片。当我低头看时,一簇簇的黑毛快速生长,布满了我的大腿,就像动物的皮毛一样。我梦见冬天来了,我要冬眠了。首先,我会长毛,接着爬进洞去,然后睡觉。这一切看起来那么正常,似乎我经历过一样。后来我记起来——即使在梦里——我从来不是一个那样长毛的女人,而是光溜溜的像一个蝾螈,至少我的腿是这样。所以,尽管这双毛腿长在我身上,但它们不可能是我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它们是别人的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腿。我所能做的只是跟着腿跑,用手摸它们,弄清这究竟是谁的腿。
梦把我惊醒了,我信以为真。我梦见理查德回来了。我能听到床上他在我身边的呼吸声。但是,那儿没人。
然后,我真的醒了。我的双腿仍在沉睡,因为我是蜷缩着睡的。我摸索着打开了床头灯,看了看手表:时间是凌晨两点。我的心就像刚跑过步一样,痛苦地怦怦直跳。人们说的看来不错:噩梦可以置你于死地。
我加紧写作,在纸上龙飞凤舞。这是我和我心灵之间慢吞吞的赛跑,但我想先到达目的地。哪儿是目的地?终点,或者终结。两者必居其一。不管哪个都算是目的地。
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和二月。隆冬。下雪了,天气清冷;火炉燃起来,烟雾袅袅,暖气汀不停地运作。路上的汽车常常冲进沟中,司机感觉获救无望,仍然开着发动机,最后窒息而死。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和废弃的仓库里,常常发现流浪汉的尸体,僵硬得如同人体模型,好似在商店的橱窗里作贫穷展览。尸体不能埋葬,因为地冻得坚如磐石,无法掘墓,因此只好放在紧张不安的殡仪馆老板的棚子里,等待天暖再埋。老鼠们却过得十分滋润。有些母亲带着孩子,因为找不到工作,没钱支付房租,被连人带东西赶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去。孩子们在卢韦托河结冰的磨坊水池上溜冰,有两个坠入冰下,还有一个溺水而死。水管接二连三地冻裂。
我和劳拉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了。确实,我也很少见到她。她说,她在为基督教联合会的救济活动帮忙什么的。瑞妮说,下个月开始,她每周只能帮我们家干三天活,因为她的腿病又犯了。她用这个借口来掩盖一个事实:我们家已经付不起她的全职工钱了。反正我心里明白。这是明摆着的事,就像父亲阴沉的脸色一样。最近,他老待在自己的塔楼上。
钮扣厂已经空了,厂房里面支离破碎。没有钱去进行修复,因为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理由是失火原因不明。有人在私下里说,事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甚至有人说火是父亲自己放的,这简直是恶意中伤。其他两个厂也还关着;父亲绞尽脑汁在想办法重新开工。他越来越频繁地去多伦多出差。有时候他会带上我,而我们会在当时最高级的约克皇家饭店下榻。这里是公司总裁、医生和律师喜欢的去处;他们在这里金屋藏娇,进行长达一周的纵情作乐。不过,当时我并不了解。
我们外出的这些费用谁来付账呢?我怀疑是理查德,因为他总是在这些场合露面。他还和父亲保持着生意来往:他是我们仅存的一个客户,生意也是有限的。这次生意是关于出卖工厂的事,有些复杂。父亲曾经试过卖厂,但这年头没人想买,尤其是考虑到他开出的条件。他只想出售一小部分股份,想要保留控股权。他要的只是资本注入,这样他的厂可以得以重开,他的工人又有活可干了。他称他们为“他的部下”,似乎他仍旧在军中,他仍是他们的上尉。他不愿意减少损失而抛弃他们,因为人们都知道,或者曾经知道:船长应该与船共存亡。现在他们不用麻烦了。他们可以变卖工厂,摆脱困境,搬到佛罗里达去。
父亲说,他需要我去为他“做记录”,不过我一点都没记过。我相信,父亲只是需要我陪在身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他瘦得像根竹竿,双手不停地颤抖。他连写自己的名字都费劲。
劳拉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出差,父亲没要她出来。她留下来,向穷人分发三天前的陈面包和薄薄的稀汤。她自己也开始节俭饮食,仿佛她感到自己没有权利吃东西一样。
“耶稣也吃东西,”瑞妮说,“他什么都吃,从来不节食。”
“是的,”劳拉答道,“但我不是耶稣。”
“谢天谢地,她总算还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瑞妮对我嘀咕道。她把劳拉晚餐剩下的三分之二食物倒进杂烩锅里,因为浪费是一种罪过,而且是可耻的。在那些年月,瑞妮引以为荣的一点就是她从不扔掉东西。
父亲不再雇用司机,也不敢自己开车。我们父女二人乘火车去多伦多,到了联邦车站,然后过街去饭店。下午,父亲在谈生意的时候,我得自己想办法消磨时光。然而,大部分时间我坐在房间里,因为我惧怕这座城市,还为自己过时的衣着而感到难为情;穿着这样的衣服,使我看起来年龄要小好几岁。我会读些杂志:《妇女之家》、《柯里尔评论》、《梅费尔》之类。我读的大部分都是关于浪漫爱情的短篇小说。虽然杂志上的美容秘诀吸引我的注意力,但我对厨艺和编织却毫无兴趣。我也看广告。有一种“雷泰克思”化纤紧身胸衣,我穿上可以让我的桥牌打得好一些。如果我坚持嚼“斯巴德”口香糖,不管我抽多少烟,别人都不会在乎,因为我的口气依然清新。有一种名叫“拉维克斯”的樟脑丸可以解除我衣服生虫的后顾之忧。在美丽的贝斯湖畔,有个“大赢客栈”,那里每天充满欢乐。我可以在湖滨做音乐瘦身操。
每天谈完生意之后,我们三人——父亲、理查德和我——会在餐馆吃晚饭。在这种场合我通常不说话。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话题无非是关于经济、政治、大萧条、欧洲局势,还有世界共产主义的令人担忧的进展。理查德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已经把德国统一起来。他不大赞成墨索里尼,认为他是个“半吊子”和外行。当时,有人来找理查德,要他投资意大利人秘密研制的一种新型纤维——那是从加热后的牛奶蛋白中提取出来的。但理查德说,这样的材料一旦弄湿了,就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奶酪味,因此北美妇女绝对不会接受。他依旧对人造丝情有独钟,尽管这种材料遇水会起皱;他会密切留意其发展动向,不放弃任何希望。人造纤维逐步替代真丝以及大部分棉织品的趋势在所难免。妇女们需要的是一种免烫产品——能够晒在晾衣绳上,晒干后不起皱。她们也希望长筒袜透明而坚固,以展示她们的玉腿。他会笑着问我:这么说对吗?凡是谈到关于女人的话题,他就会问我——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我点点头。我总是点头。我从来不仔细听,因为这些谈话不仅使我感到厌倦,而且令我心痛。看到父亲对于他并不赞同的观点也表示同意,我感到痛苦。
理查德说,他本该请我们到他家吃饭的,但他还是个单身汉,饭菜做得一定难以下咽。他说,他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不免凄凉,他过的几乎是和尚的日子。“没有太太,这算是什么生活?”他笑着说。这话听起来像一句引言。我觉得是一句引言。
理查德是在约克皇家饭店的帝国餐厅里向我求婚的。他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去吃午饭;但当我们顺着饭店走廊走向电梯时,父亲说他不能去了。他说,我得自己去。
这自然是他们两人设好的圈套。
“理查德将会问你一些问题。”父亲说道。他的口气中带着歉意。
“噢,是吗?”我说。很可能是关于熨烫衣服的事,不过我无所谓。在我看来,理查德是个成年人。他已经三十五岁了,而我才十八岁。他绝对不会有趣到哪儿去的。
“我想,他可能会向你求婚的。”父亲说道。
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大堂。我坐了下来。“噢。”我说。我突然对这些天来明摆着的事恍然大悟。我想笑,感觉像中了个圈套。我还感到胃口一下子没了。不过,我的声音依然很镇静。“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同意了,”父亲说道,“所以,现在看你的了。”接着,他又补充说:“有些事要靠你了。”
“有些事?”
“我得为你们的将来打算。万一我有什么事,你们怎么办?特别是劳拉的将来,我不得不考虑。”他想说的是:除非我和理查德结婚,否则我们就没钱。他还想说的是:我们两个——尤其是劳拉——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而且,我还得考虑那些工厂,”他说,“我还得考虑生意。生意也许还有救,但银行在逼我。他们不肯再等了。”他倚着手杖,眼睛注视着地毯。我看得出他有多么羞愧。他被打垮了。“我不想让一切都化为乌有。不能让你祖父,还有……五六十年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
“噢,我明白了。”我已经被逼到了墙角。看起来我毫无选择余地了。
“他们还会接管阿维隆庄园,然后再卖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