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开午间的酷热,今天一大早我就步行去了银行。我早去也是为了赶在银行开门的时候到达,这样可以引起银行职员的注意。我之所以要引起注意,是因为他们又弄错了我的结算单。我对他们说,我还能够做加减乘除,不像他们那些老是出错的机器。他们像餐馆服务员一般笑容可掬,但心肠却像在厨房里向你点的汤里吐口水的跑堂那样坏。我总是要求见银行的经理,可经理总是“会议”不断,而我最终总是被推给一个皮笑肉不笑的年轻职员。看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他还真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大富翁呢!
在银行那种地方我感到受人鄙视,因为我口袋里的钱不多,也因为我曾经家财万贯。当然,我并不曾真正拥有过钱财。起初它是属于父亲的,后来又是理查德的。然而,人们却硬把钱财看成是我的,如同那些在案发现场的无辜者被看成罪犯一样。
银行大楼拥有数根古罗马风格的柱子,似乎在提醒人们:“恺撒大帝的东西应当还给恺撒”,就比如说那些荒唐的服务费用应该还给客户。对我来说,哪怕两分钱我都会把它放在短袜里塞到床垫底下;而这样做只是为了向钱这东西泄愤。但我想,当我死后一定会传出这样的消息:一个古怪的老疯婆被人发现死在一间陋室中,屋里堆满了几百只装猫食的空罐,还有夹在发黄的报纸中五元一张的数百万美元的钞票。不过,我无意成为当地吸毒鬼和两眼布满血丝、手指抽搐的外行窃贼的注意目标。
从银行出来,我又去市政厅周围逛了一番。市政厅的钟塔是意大利式的;双色的砖墙是佛罗伦萨式的;旗杆看来需要油漆一下了;那门野战炮曾经在法国的索姆战场使用过。竖立在那里的两尊青铜雕像都是由蔡斯家族出钱制作的。右边的一尊是祖母阿黛莉娅请人雕制的,它的原型是帕克曼上校——参加过美国革命在提康德罗加港最后决定性一仗的老兵;这个地方现在属于美国的纽约州。我们不时会碰到一些糊涂的德国人或英国人,甚至是美国人——他们在镇上逛来逛去,寻找当年战场的遗址。最后,有人会告诉他们:你们弄错了地方,弄错了国家。你要去的是美国那边的提康德罗加。
当年,帕克曼上校开拔他的部队,越过边界,为了纪念他那场失败的战斗而有悖常理地将我们这个镇命名为“提康德罗加”。(这也许并不少见,许多人对他们自己的伤疤有一种纪念兴趣。)这尊铜像中的帕克曼上校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一把剑,大有要冲进旁边的牵牛花坛的气势:一个轮廓分明的男子形象,有一双坚毅的眼睛,下巴留着一小撮尖尖的胡须——雕塑家们所塑造的骑兵领袖的模样大多如此。没有人知道帕克曼上校究竟长什么样,因为他生前并没有留下有关他形象的图文资料。这尊雕像是到一八八五年才立的,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艺术的独裁。
在草坪的左面也有一个牵牛花坛,花坛旁的一尊雕像同样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疲惫的士兵”。他衬衫的上面三个扣子开了,脖子向前下倾,就像是准备挨刽子手的斧子似的。他的军服凌乱不堪,头盔歪戴着,身子靠在一支老爷枪上。他看上去永远年轻,永远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立在战争纪念碑的顶部,皮肤在阳光下泛出绿色的光芒;鸽子在他脸上留下的粪便仿佛是他的眼泪。
这尊“疲惫的士兵”雕像是我父亲负责的一项工程。它由女雕塑家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制作,因为她受到安大略艺术家协会战争纪念委员会召集人弗朗西丝·洛林的大力举荐。当时,地方上有些人反对菲茨西蒙斯小姐担当此任;他们认为女人做这样的雕塑不合适。然而,父亲的气势远远盖过了其他潜在的赞助者的意见。他反问道:洛林小姐本身不就是个女人吗?父亲由此也引来了一些不恭敬的议论。谁知道他在搞什么鬼?这类话还算是客气的。父亲私下里说,谁承担费用,谁就可以拍板。别的人都是些吝啬鬼,他们要么把钱掏出来,要么就认输。
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小姐不仅是位女艺术家,她还是个年仅二十八岁的红发女郎。她开始频繁地光顾阿维隆庄园,与父亲商量有关设计的事宜。他们会在书房里商量讨论;起先,是开着门的,后来门就关上了。起先她被安排在二等客房中就宿,后来就住进了最好的客房。不久,她几乎每个星期都来此度周末,她住的房间也被看成“她的”房间了。
父亲似乎比以前开心了,当然酒也喝得少了。他派人将外面的场地收拾干净,至少看起来像个样;他还让人将车道重新铺设一下;“水妖”号也被刮去锈斑,重涂油漆,整修一新。有时候还会举行一些非正式的周末聚会,客人都是从多伦多来的卡莉斯塔的艺术家朋友。这些艺术家(这些人的名气也许不为如今的人们认可)并没有穿小礼服或西装,却穿着V字领的套衫。他们在草坪上马马虎虎就餐,谈论艺术的精妙;抽烟、喝酒、争论,煞是热闹。女艺术家们在浴室中用了太多的毛巾,无疑是因为她们从来没见过如此舒适的浴缸——这是瑞妮的理论。而且,她们的手指甲肮脏不堪,还放在嘴里啃。
如果不举行家庭聚会的话,父亲和卡莉斯塔会坐着敞篷小客车(而非那辆小轿车)外出野餐。在此之前,瑞妮会毫不情愿地为他们准备一篮子食物。他们或者去河上航行。卡莉斯塔下身穿宽松的长裤,两手叉在裤袋里,看上去活像法国服装设计师香奈尔;上身则穿父亲旧的水手领紧身套衫。有时候,他们也会一路驱车去温莎城,在路边客栈歇脚。这类客栈的特色是鸡尾酒、疯狂的钢琴音乐和粗俗的舞蹈表演。酒类的走私黑帮也常常光顾这些客栈;他们会从芝加哥或底特律过境来与加拿大的合法酿酒商做生意。(当时美国禁止出售酒类,于是流过国境的酒水就异常昂贵。那些被砍去手指、掏空口袋的死尸被抛入了底特律河,最后漂到了伊利湖的沙滩上,于是就引发了由谁来承担埋藏死尸的费用的争论。)父亲和卡莉斯塔作这样的旅行会在外面过夜,有时连续好几夜。他们有一次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为此瑞妮颇为眼红;还有一次去水牛城,乘的是火车。
这些情况我们都是从卡莉斯塔那里听来的;她会毫不吝啬地对我们讲述细节。她告诉我们,父亲需要“注入活力”;这样做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她说,他需要轻松快活一下,更多地融入生活。她还说,她和父亲是“好伙伴”。她喜欢叫我们“孩子”,说我们可以叫她“卡莉”。
(劳拉想知道,在路边客栈父亲是否也跳舞了;很难想象他可以拖着一条坏腿跳舞。卡莉斯塔说他没有跳,倒是饶有兴趣地坐在那里观看。我却很怀疑这一点。如果你自己不会跳舞,光看别人翩翩起舞是不太有意思的。)
我对卡莉斯塔有几分敬畏,因为她是艺术家。她待人接物像个男士,大步行走以及同人握手的样子也像男士,而且还叼着一个黑色短烟嘴抽烟。她还知道服装设计大师香奈尔的情况。她的耳朵上打过环孔,红色的头发用头巾包起。(我如今才明白,她的一头红发是用散沫花染剂染出来的。)她身穿松垂的长袍般的衣服,上面印着醒目的螺旋图案,有紫红、浅紫、金黄三种颜色。她告诉我,这是巴黎的款式,它的设计灵感来自白俄移民。她向我解释这些图案的含义,解释起来真是滔滔不绝。
“他的又一个荡妇,”瑞妮对希尔科特太太说,“无非是他一长串情人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天知道,这个名单已经和你的手臂一样长了。不过,他的夫人尸骨未寒,他是不会将那个女人带回家的,因为这有损他的形象。”
“什么是荡妇?”劳拉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瑞妮回答说。她全然不顾我和劳拉还在厨房就这样讲个没完,这说明她在生气。(后来,我告诉劳拉什么是荡妇:就是那种嚼口香糖的女孩。不过,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并不嚼口香糖。)
“人小耳朵长。”希尔科特太太提醒道。然而,瑞妮还是照讲不误。
“看她穿的那些奇装异服,她恨不得穿着薄薄的三角裤去教堂做礼拜。她的衣服薄得透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一清二楚。并非她有什么东西值得炫耀,她只不过是个轻佻的女人,她的胸脯扁平,像个男人。”
“我可没有这种厚脸皮。”希尔科特太太说道。
“不能称它为脸皮,”瑞妮说,“她不值狗屁。”(瑞妮说话激动时,语法就出错了。)“你想听的话,还有一些事漏说了。她真是脑子有毛病。她一丝不挂地在莲花池中与青蛙和金鱼一起游泳——我遇到她时,她只裹着一条毛巾穿过草坪回来,真不知羞耻。她还点头微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听说了,”希尔科特太太说道,“我以为是谣传。听起来不太可能。”
“她是个淘金女,”瑞妮说,“她只想勾引他,事成之后就把他一脚踢开。”
“什么是淘金女?什么是勾引?”劳拉问道。
轻佻这个词让我联想起晾在绳上的、随风飘动的湿衣服。不过,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不像是那样的人。
关于阵亡将士纪念碑的事发生了一些争吵,不仅仅是由于有关父亲和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的传言。镇上有些人认为“疲惫的士兵”的雕像看起来太垂头丧气,太不修边幅了;他们反对他的衬衣敞开着。他们要的是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就像别的镇上所立的“胜利女神”雕像——背上有一对天使的翅膀,长袍随风飘起,手里擎着一把三叉剑,看上去像把烤叉。他们还想在它的正面刻上“献给那些自愿作出最高牺牲的人们”的小铭文。
父亲在雕像的问题上拒不让步。他说,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疲惫的士兵”还拥有健全的双手和双脚,更不用说一颗头颅还在。如果他们不防备的话,他还会赞成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而这雕像应该是由腐烂的身体各部分组成——他在战场上踩到不知有多少了。至于铭文,并没有自愿的牺牲,因为死去的人并不想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王国”。他本人更喜欢“不能忘却”的铭文,这样就表明了罪责所在:我们自己的健忘症。他说,有他妈的太多的人他妈的太健忘了。他很少在公众场合说粗话,所以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既然他出了钱,事情当然就是他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