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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八章 一个果敢的人卢卡（第1页）

很难形容那些果敢的人。这种人在监狱里或在其他地方都是少见的。外表上，他们也许看起来可怕，大家对待他们很小心，甚至会尽量避开他们。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恐惧感，使我一开始就避免和这些人来往。但是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对最恶劣的杀人犯，看法也有了改变。有些人并没有杀人，但却比犯下六起谋杀罪的那些人更可怕。某些罪行的性质非常奇怪，难于定论。

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些杀人罪源于令人非常惊讶的原因。例如，我们甚至会经常遇到这种类型的杀人凶手。这人平时过着非常平静的和平生活。他的命运十分悲苦，但他一直承受着这种痛苦。假设他是一个男人、农奴、商人或者士兵。突然有一天他爆发了，他不再能忍受了，他拔刀刺进他的敌人和压迫者的胸膛，这是他越轨的起步。首先，他杀死了他的压迫者、他的敌人，即使犯罪，但这是有原因的，是可以被理解的。但随后，他杀的不只是敌人，他杀的是他偶然遇到的第一个人，为了寻找乐趣，为了一句粗鲁的话，为了对方瞧了他一眼，为了凑数，或者只是因为挡了他的道：“闪开，我来了！”他好像喝醉酒一样，恍如精神错乱。一个人只要有一次跨过了这条禁戒线，他就会惊异地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已经越过所有的法律，蔑视一切权威，享受着最肆无忌惮和漫无限制的自由，享受着他不可能不感受到的那种恐怖和因此引起的强烈心跳。他同时也知道，可怕的惩罚在等待着他。就像一个人从高塔上往下望，看到底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摇晃，他会高兴地头朝地面跳下去，尽快结束这一切！这种情况甚至在平时心态最平静的普通人身上也会发生。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还会装腔作势。平时越是心态平静的人，这时就越想炫耀自己，越想制造恐怖。他喜欢这种恐怖，最喜欢激发起他人的厌恶，由绝望发展到疯狂，不在乎如何收场，或者很不耐烦地等待惩罚，希望尽快结束，因为这种绝望是很难自我解脱的。奇怪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激动、兴奋，一直会延续到被套上枷锁为止。然后，一切疯狂、绝望的念头霎时被割断，这是毁灭性的一刻，好像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的规则。这些人突然又变得平静、谦卑，换个更妥当的说法，就像死了一样，变成失去知觉的一样东西。上了枷锁，他所有的力量都消失殆尽，只得向人们请求宽恕。一旦进入监狱，他就再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变得那样萎靡不振、流着鼻涕、淌着口水，往往让人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那个杀了五六个人的家伙吗？”

当然，有些人在监狱里并不会很快地屈服。他们还保有一种力量，一种自负和蛮横逞强的习气。“看哪，”他说，“我不是你现在所见的这个样子，我曾经把六个灵魂送出了这个世界。”但是最终他还是被驯服了，有时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开怀畅饮，回忆起他在“绝望”时那种虚张声势的举动。如果他能找到一个体面的笨蛋，就会在他的面前吹嘘自己，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一面又故意表现出自己并不是要自吹自擂，他们就用这种形式来告诉他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讲述他那些故事时，注视着他的听众，每一个语音、每一个字都带着精心策划、谨慎的自负。他是从哪里学来这种艺术的！

入狱的最初几天，一个漫长的夜晚里，我无所事事，孤独地躺在床铺上，我听到其中的一个故事。由于没有经验，我把那个叙述者看成是可怕的罪犯，一个有着钢铁般性格的人，一个彼得罗夫毫不感兴趣的人。故事的主题说的是他自己，卢卡·库兹米奇，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自己的乐趣，把一名少校打死了。这个卢卡·库兹米奇就是我前面提过的那个监狱里最瘦小、年轻的乌克兰人。他其实是一个俄罗斯人，只是出生在南方，可能是个农奴。他的言谈举止是有点锋利，狂妄自大，俗话说：“鸟儿虽小，爪喙很尖。”但是，犯人们本能地把他看透了，很少有人尊重他。他很脆弱，却非常自负。

那天晚上，他坐在床铺上缝衬衫。缝衣服是他的手艺。坐在他身旁的是个心地狭窄的沉闷家伙，但待人很好也很和气，是壮实的高个子。他叫科贝林，他是卢卡的邻居，卢卡经常和他吵架，对他非常专横傲慢，经常嘲笑他。但是科贝林多半因为头脑简单，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编织着羊毛袜，冷冷地听着卢卡讲话。卢卡说话很大声，而且口齿清楚。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虽然他装作只对科贝林一个人讲话。

“兄弟，我被作为一个强盗押送离开了家乡。”他说，一面把针戳进衬衣里。

“那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吗？”科贝林问道。

“豌豆成熟的时候，正好一年前。嗯，我们到了K城，被暂时关进监狱里，他们把我关在那里。我一看，与我同在一个牢房里的有十二个人，全是乌克兰人，个子高高的，健康、笨重，像公牛一样。他们都很服从管教。伙食很糟，狱中的少校经常虐待他们。我看他们都非常害怕那个少校。在那里坐了一两天，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对那个白痴那么害怕呀？’”

“‘你自己去和他说吧！’他们竟对我爆出一阵傻笑。我沉默了。”

“有一个乌克兰人非常滑稽，非常滑稽，兄弟们，”他突然把科贝林扔在一边，对着大家补充说。“他告诉他们，法庭是怎么审判他的，他是如何说的，是怎么流下热泪的，他说，他留下他的妻儿在家里。他是一个大高个，灰色头发，厚实的胸膛。他说，‘那法庭上有个狗文书，他什么也不做，就把我说的全部记录下来。我告诉他说，我没有罪！可是这个鬼东西就是写啊写啊。我对他说我希望他见魔鬼去，他竟然把这也写下来，他搞得我烦死了，我的脑子全乱了！’，华西里，你把线给我，监狱里的线很糟，都烂了。”

“这里有些裁缝铺的线。”华西里把线递给他。

“我们裁缝的线更好，涅瓦利特去买的，从一个可恶的女人那里买来的。”卢卡继续说着，一面就着亮光穿针。

“是从亲家母那里买来的。”

“是的。”

“那么，那个少校以后怎么样了？”被大家完全遗忘的科贝林问道。这就是卢卡所需要的，但他没有立刻继续他的故事，甚至装作没有注意到科贝林的问题一样。他静静地把针线穿好，慵懒地挪动着双腿，终于开始说道：

“最后，我终于把我的乌克兰人煽动起来。他们要求见少校，那天早上我从邻床借了把‘家伙’[22]藏着，以备万一。少校狂怒了。‘来吧，你们这些乌克兰人！’我悄声对他们说，‘不要怕！’但是，上帝呀，他们这时肯定是吓得灵魂出窍，勇气滑到鞋跟里去了，他们在发抖。少校跑了进来，他喝醉了。‘谁在这里闹！谁胆敢在这里闹！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

“当他说‘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时，我激动了，”卢卡继续说着，“我袖子里藏着那把刀向他走去。”

“‘不，’我说，‘先生，’，我边说边向他走近，‘不，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呢？’我说，‘尊贵的先生，你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沙皇和上帝呢？’”

“‘啊，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人？’少校吼道。‘这是叛乱！’”

“‘不，’我说，我越走越近了，我说，‘不，先生，也许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唯一的，’我说。‘而我们的沙皇也是唯一的，是上帝派来统治我们的。先生，他是我们的君主。而你，你只是一个少校——我们的长官，你的荣誉是沙皇恩赐给你的，是你自己用功劳挣来的。’”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少校像鸡一样咯咯地叫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吓呆了。”

“‘是的，这就是我的回答。’我说着，突然向他扑了过去，将整把刀捅进他的肚子里。我动作利落。少校摇摇晃晃地，转过身，跌倒在地上。我把刀子扔了。”

“我说，‘乌克兰人，接下来是你们的事了！’”

讲到这里，我想说一些题外话。不幸的是，“我是沙皇，我是上帝”这样的说法以及类似的话以前有许多这样的人经常使用，尤其是昔日那些指挥官。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样的指挥官现在几乎消失了，但是仍然有少数存在。我要大家注意的是，由下级军官升迁的指挥官们特别喜欢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标榜自己。军阶翻转了他们的脑袋。在长期背着士兵的背包以后，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成了长官，成了指挥官，成了高贵的军官，由于不习惯这样的身份和权力，加上升迁予人最初的自我陶醉，他们往往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当然，这只是对于他们的下属而言。对于他们的上司，他们仍然拼命奉承，但无济于事，甚至起的作用正好相反，使许多长官感到厌恶。他们诉诸情感急于在他的高级指挥官面前宣称，因为他们是从低级职位晋升的，他们会“永远记住自己以前的地位。”可是对于下级官兵，他们几乎成了独裁者。当然，现在不见得有这样的人，也不太可能找到这样大声喊道：“我是沙皇，我是上帝”的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没有什么东西会像长官们这类辞语更能刺激囚犯和一般职位较低的人了。这种极度过分的自我拉抬，和罪不罚己的夸张做法，甚至会在最温顺的人心中产生仇恨，使他失去最后的耐心。所幸，这一切都将过去，即使在旧时代，这种事也是最高权力机构严令禁止的。我所知道的，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